文/卓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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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想过物理环境的改变能够作用如此巨大。下船之后,我能感到那个颠簸航行在地中海上的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失,身不由己地重新落进所谓“日常生活”的角色之中。

 

二十一天前,我和朋友拍告别纪念照时忍不住跑回舱里,自己闷头哭得稀里哗啦,又站在门口默默流泪,把跟过来的郭圆圆吓了一大跳。

 

每一次旅行前我都会告诉自己,要珍惜啊,时间会快得来不及发觉就全部逝去。在以考试和港口为坐标计时的体系里,一切风景都光怪陆离地飞速后退,而我们只能目不暇接。告别的时候,留下的只是晒黑的皮肤,几句地中海各种语言的日常对话,纪念品和硬盘里几个G的照片。

 

那么当我谈论这次地中海航行的时候,我要谈论什么?

 

  一

 二十九天前,我在里斯本达伽马大桥下面的小夜店喝free shots加一杯tequilla就喝到挂,朋友们一边笑我一杯倒一边坐在路边陪我醒酒,提防叫着“China China, beautiful beautiful”走过的当地男人。夜凉如水,我把脑袋靠在同伴身上,眼前是昏黄的路灯光晕。

 

说来可笑,我对航海的情结,相当一部分是源于游戏《大航海时代》,而里斯本是主线剧情中的第一个港口。走在白墙红瓦的小巷中,我就会想起当年在游戏里从里斯本买入藏红花,再和北非的香料往来交易。但到了这里才知道,当年那个辉煌一时的城市已经毁于十八世纪的一场大地震,我梦中的港口,早已今不如昔。

 

达伽马大桥下有一座东方博物馆,里面大部分都是当年葡萄牙从澳门“收集”来的中国文物。看着那些美丽的瓷器和衣物,心里一面不忿,一面又是暗暗心酸——帝国的荣光,如今也已不过如此,只能在展品的介绍上淡淡地写上一句:曾经的殖民地,澳门。

 

港口的航海纪念碑上,雕塑里的人手拿罗盘和图纸,指向新大陆的土地和黄金,眼中全没有那些鲜血、战争、疫病和死亡。历史只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女子,倒转一个视角,故事便完全不同。东方博物馆里的鼻烟壶,是我前所未见的细致精巧。几百年前它们吞吐的,又是哪个帝国的烟云?

 

 二

 三十五天前,我在从卡萨布兰卡开往马拉喀什的火车上,在不断灌进四十五度热风的车门口坐了二十秒钟,就连滚带爬地逃回座位,又在回程的火车上和趁我们睡觉闯进包厢的摩洛哥男人大吵一架。

 

作为非穆斯林女性走在街头,即便戴着头巾,也能感到不安的张力。无时无刻不被男人猥亵的目光包围,观看表演时被陌生的男人性骚扰,问路时差点被讹去二十欧元,出租车司机虚假报价只能把钱扔给他跳车……回到船上开post-port reflection,才知道我们还算幸运,有的同学被明目张胆地抢劫,见义勇为的背包客被对方一把摔在门上。在这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坑蒙拐骗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生存手段。我坐在斋月免费发放食物的棚子里,喝着久违的薄荷甜茶,想起十五岁时在丹麦的摩洛哥籍host family,想起纪录片中的男孩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国家没有希望”,只能沉默。

 

来到这里之前,除了知道卡萨布兰卡有一部同名电影,我几乎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教授介绍说这是全国90%国民收入的来源,而我们停泊的重工业港口满是尘沙,水面上漂着一指厚的污染油脂,所有的安检船员都只能戴着口罩和墨镜工作。海滩边的水里全是垃圾,十米以外就是嬉水游泳的人群,全部都是男性。路边的建筑都是低矮的小棚,一间间排在一起,和贫民窟并无二致。

 

但是你相信吗,这里有我此生见过的最奢华的购物中心。欧美能见到的任何奢侈品牌都齐聚,IMAX影院里隔天放映英语和法语版的《黑暗骑士》,还有一个两层楼高的巨大水族箱,里面游弋着的各色鱼类中甚至还有几条黑鳍礁鲨,而水族箱的地下,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水族馆。我们一行人刚从尘土飞扬的老城区过来,感觉像是集体穿越了,我目瞪口呆。

 

里克咖啡馆里,还周而复始地放着那部西方中心主义的浪漫黑白老片。

 

四十六天前,我和小郭被在蓝色清真寺刚认识的小夫妻邀请到家里,边用茶点边从他们家的阳台俯瞰黄金角的夜色,不料整个街区突然停电,黑暗中海湾对面的清真寺群灯火通明。

 

我们从午夜聊到凌晨三点,直到敲更鼓的人把人们从睡眠中叫醒,吃斋月日出前的最后一餐。丈夫Ahmet滔滔不绝地对我们宣扬伊斯兰信仰,而美丽的妻子Zehra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微笑地看着我们,努力听我们的英语对话。

 

不讨论宗教文化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儿女情长。和平常的穆斯林夫妻一样,他们经家人介绍认识,相恋四个月中连手都没有牵过,只是在博斯布鲁斯海边散步。两个人都是初恋。Ahmet说,当你走进一座玫瑰园,为什么要不断去找想象中更美的花呢?当你看到第一朵美丽的花,就应该把她摘下来。我说,而我们的恋爱方式就好像买衣服,看到一件漂亮衣服就穿上试试,合适就买,不合适就脱下换另一件。试的时候我们是真心想要买它的,如果不合适我们也会失望和伤心。Zehra听了,皱眉担忧地说:”It is difficult.”

 

她还在念大学一年级,却已经怀孕两个月,现在休学在家。她说她生了宝宝以后仍然想继续读书,想出去工作。Ahmet笑着说:“我同意她工作,但一定要在不会接触到任何男人的地方,因为我会吃醋。事实上她根本不需要工作,我可以养她。”Zehra生气地小声抱怨:“可是这是我的事!我想工作!

 

她在四十度的天气里穿着厚重的黑色风衣,包着粉红色的头巾,即便在家里的阳台上也要防范外面路人的视线。我问她会不会热,她又是皱起眉头和小小的鼻子,很认真地说,是很热啊,可是,地狱更热。

 

我希望她永远不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要懂什么女权,不要想什么自由。不要被西方的那套价值观侵染,这样她就能永远生活在普通土耳其女孩的小小世界里,相夫教子,一直快乐下去。

 

 五十天前,我在雅典Plaka市场里和珠宝店老板聊天到晚上十一点,那个希腊大叔看着我的眼睛说,孩子,我们只会活一次,就算还有来生,我们也会忘记这一生的事情——此生就是我们的天堂,此生也是我们的地狱。当时不禁鼻子一酸,好不容易才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

 

在那个破败的所谓唐人街,我遇到了一对从福建千里迢迢偷渡来的夫妇。他们开着全希腊唯一一家拉面店,由于付不起经营执照的费用,躲在居民楼里做着只有中国人内部知道的地下生意。他们答应让我把他们的故事拍成纪录短片,但我坐在店里想做采访前的闲聊时,却觉得欲言又止,咫尺天涯。我问为什么店里有观察外面街道的监视器,他们说因为这个街区不安全,怕有吸毒鬼来找茬;那么当他们问我在美国上学学费多少,在欧洲旅行是怎样的项目,我要怎么回答?

 

那两天自己一个人背着器材在小巷里穿行和拍摄,被各种可疑的人盯着的时候,我只能绷着脸装作自己是个熟悉环境的当地华人,我什么都不怕。

 

在雅典的最后一天,我在烈日中爬上卫城,站在帕特农神庙前向下看着Agora的废墟。小时候我爱和周安琪玩一个叫《宙斯》的游戏,在虚拟世界中建立古希腊城市,眼前的遗迹看上去和游戏里的多么相像,却已经是遍布疮痍的版本。而离古迹不远处的现代城市中,平房鳞次栉比,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的人群,公交经常因罢工而停运,凌晨的地铁站里,会有成群的流氓抢旅客的包。

 

那位拉面店老板,一年半前从土耳其翻山带着妻子来到希腊,却刚好碰上欧洲经济危机。他对着镜头无奈笑道,国家的形势,我们个人也没有办法。

 

五十八天前,从罗马开始的低烧终于在Dubrovnik达到顶峰,坏运气也接踵而至。拖着病体去海洋生物学的field lab, 别人欢快地在水里观察小鱼的时候,我只能捧着快跳出胸腔的心脏留在岸上,弄进防晒霜的双眼见光就剧痛流泪。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只能呆在船上平躺着度过。

 

直到最后一个晚上,我才能起身出门和朋友们去看当地音乐节的民俗歌舞表演。海边的城堡露台上,男女盛装旋转起舞,歌声仿佛连绵不绝的银线,飞扬出悬崖探入夜幕的深处。

 

来到克罗地亚之前,我对这个前南斯拉夫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航行中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一个波斯尼亚平民如何在内战期间用枪弹和知识保护自己和家人。在城市被围断水断电断粮、货币变成废纸的STHF情况下,“一切都退回了史前时代。”除了无休止的暴力,人们只因喝了不洁的水就相继死去,绝望的母亲可以为了一个玉米牛肉罐头任人摆布几小时。除了家人和武器,任何事物都不能相信。

 

而我看着在灯光下载歌载舞的欢快人群——二十年过去了,是什么样的人活了下来,还未遗失歌舞的热情?

 

战争纪念博物馆的另一边,就是打扮入时的当地少女,在向游客发放脱衣舞俱乐部的小卡片。

 

回程的路上,整座Old Town突然停电,世界霎时陷入一片黑暗,只剩微弱的星光。短暂的惊恐和寂静之后,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仿佛这是一天中发生过最好的事情。

 

六十三天前,在那不勒斯小巷里的一家海鲜餐馆,店老板趁我们吃到一半拿着吉他跑出来唱歌。虽然语言不通,我们还是可以用音乐和肢体语言交流,老板尝试着教我们和弦,我们也借他的吉他弹了几首歌。临走时旁边桌日本旅行团里的一位女士追出来,说我们唱得很好听,问我们来自哪个国家。

 

总有些东西可以跨越地域和时间。那不勒斯城外不远就是庞贝古城遗址,这座古罗马城市在火山灰中埋藏了两千年,才重新现于人世。为了保护遗迹,所有能搬运的物品都被移到了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里。走进博物馆,不禁为展品的精美和完好程度惊讶。那些马赛克画的颜色仍然鲜亮,一颗瓷片都没有缺损。它们的风格又是多么现代啊!有的如同印象派作品一般栩栩如生,有的又像讽刺漫画一样诡异乖张。市场上的老人挑的水罐里装着两颗头颅,卖鸡的老妇人表情愤怒地骂街,流浪艺人翩翩起舞;一幅女人的肖像画色调仿佛蒙娜丽莎,另一幅装饰画是黑白的骷髅卡通……不由得让人感叹,千年间的艺术发展,人事更迭,仿佛都凝固在了这一瞬间。

 

过海关回到船上时,我的相机里已经装满了在博物馆拍摄的展品照片。不巧的是,庞贝除了马赛克画,还以妓院文化和性爱装饰闻名。据说当年的嫖客进了房间,可以通过墙上的不同壁画来指明要什么服务。海关官员要求打开我的相机,翻了几张,就冲我会心地坏笑起来:“看看你都拍了些什么?”我打着哈哈拿回相机——

 

哦,我知道你是故意的,意大利男人。

 

六十五天前,我和小郭从罗马回来的时候错过了该下车的车站,花了两个小时才搭回程的火车回到港口,值班警卫又给了我们错误的指示,我们在港口狂奔却找不到我们的船。但我记得,那天气喘吁吁又焦急万分时看到的黄昏,却是航程中最美的天色之一。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罗马,她已经被无数次翻来覆去地复刻和演绎,以至于每个人都对真理之口、西班牙台阶和特莱维喷泉的传说耳熟能详,在不同的景点对镜头摆出相同的笑脸。大街小巷中除了摩肩接踵的观光客,就是以观光业为生的本地人。如今的罗马像是一座建立在历史死尸上的城市,帝国的痕迹一层一层堆叠起来,任由金漆剥落,露出苍凉的底色,再让今人一层一层地涂上新漆,变成闪闪发光的商品。

 

浪漫肆意的古罗马宗教早已被排为异教,毗邻梵蒂冈的罗马是天主教的中心。走进万神殿的那一刻,心里期待着朱庇特和维纳斯,却看见墙壁上巨大的圣母像,仿佛被一盆凉水当头浇下。传说中如果背对许愿池过肩扔下三个硬币,就会有朝一日重回罗马。可是,我又真的想重回罗马吗?

 

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个暴晒的午后,坐在双层旅游巴士里随着石子小路的起伏摇晃,渐渐睡着。廉价的一次性耳机里,循环播放着《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阳光透过眼皮泛出明亮的红。

 

七十一天前,欧冠西班牙对葡萄牙决赛,我们在巴塞罗那才看完弗拉明戈出来,就听说西班牙赢了。La Rambla大街上一群女孩子尖叫着飞跑,我拉着圆圆说,快点加入她们!说着就张开手臂叫起来跑得比她们还疯,所有人都回头来看。夜空中,弹射上去的廉价玩具发出蓝光,旋转在树梢。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应该是个拉丁裔人,热情、浪漫又不靠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本性在西班牙完全释放了吧?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用仅会的一星半点西班牙语和当地人问路,就算听不懂回答也兴高采烈地点头;一整天的奔波之后,还拖着虚脱的身体坐很久的车爬山去桂尔公园,一个人默默地看场日落。放肆地笑,涂大红色的唇膏,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随着整座城市不眠到凌晨。

 

我买的伊比利亚火腿不能带上船,毅然带回市场想退,却发现肉店已经早早关门。因为不想浪费珍馐,情急之下我们跑进了隔壁的Dunkin’ Coffee,拜托店员帮我保存一夜,他居然答应了。我们用蹩脚的语言和简笔画努力交流,直到大家都笑得趴在柜台上。第二天我回去拿的时候,他是从店内的冰箱里把火腿拿出来的,还约我们晚上一起去夜店——这种事情,也许只有在西班牙才会发生。

 

我们明明已经精疲力竭,头发都被汗水粘起来,却在每张照片中都打了鸡血一般神采奕奕。在魔术喷泉的最高处,我坐在石栏边缘向山下学Jack Dawson先生大喊:”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话音刚落,喷泉随着宏大的音乐骤然升起,那一刻,感觉自己在世界之巅。

 

我们停靠的巴塞罗那旧港,正是当年哥伦布出发航向美洲的地方。港口的广场上立着他的铜像纪念碑,手指西方,仿佛在说他航海日志每一篇最后的那句话:“我们继续前进!”

 

这篇文章开头的时候还是航程结束后不久,到现在断断续续写完时,却已经过去七个月了。那些如同梦境一般的场景并没有消逝,而是逐渐内化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人类学中有一个概念叫liminality,指的是个人在社会状态间转化时的中间状态,非此,也非彼。旅程中间的人也像在这样的状态中,已经出发,还未到达,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我想我爱的是这些孤独而自由的时刻,海浪拍击着船舷,我们在甲板上弹吉他,弹着弹着就躺下来看星星。双目所及之处,只有海天一色的黑暗,我们是唯一飘摇的岛屿。

 

飞机穿越太平洋需要七小时,轮船穿越大西洋需要六天。我们的航行历时两个月,电话和网络全部受限,我的电脑还坏了几个星期。当我渐渐习惯路途上的等待,无聊,孤单的昏睡,寒冷或燥热,甚至晕眩,长途旅行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复杂状态的糅合体。到最后,旅行的意义其实是和现实的脱离,让我以世界为镜子,看清我自己。

 

终于抵达波士顿时,船上发了一张和之前所有港口一模一样的绿色传单,按航海的习惯,以Day 1, Day 2的顺序罗列了在波士顿的集体项目。虽然是编造的伪项目,但编得那么真,让人笑中带泪。Executive Dean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说:”Don’t be sad because it ended; be happy because it happened. Remember, this is just Day 1.”

 

旅程,永远只是刚刚开始。

 

须臾之间,我便坐在从新泽西开往曼哈顿的出租车上,司机隔着哈德逊河给我指自由女神像和新世贸大厦。忽然间,收音机里响起了王菲的歌声,是那首《等等》。我愣住了:“等一下,为什么电台在放中文歌?”

 

“是吗?说不定这是纽约在欢迎你呢。”司机说。

 

于是旅途中的夜晚,再次变得超现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