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巧祎

吴昊亮是我的学长,但他早在2003年就已经从南京大学毕业。我在08年大学二年级时听说了绿石,当时绿石已经成功从南京高校传奇社团联盟转型成了一个NGO。后来我在哈佛参加SEED项目,遇到了这位传奇的学长。我借着此次CAPE的环保青年专题,对他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访谈。其中我们谈到了个人成长经历、对学校环保社团与环保公益大环境的看法等方面,收获颇多。

折腾的成长经历

“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很难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晰,试错成本也比较低。年轻就要勇于失败。现在看来可能留学并不是最佳选择,但每段经历都是一段收获。专业不重要,看人的选择。”

吴昊亮1997年起在南京大学学习,先后拿到大气和法学2个学位,得到了到韩国学校的奖学金机会,继续学国际法。05年毕业后,他回国到新京报工作,这份工作做了5年。而在这五年中,他仍继续在不同的环保青年组织中志愿服务。08年算是高峰期,他一人身兼数职,他说自己早上专职当记者,晚上当志愿者,下班后要看绿石管理月报等文书、提供指导、建议,管理济溪的论坛和组织事务、还要给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当顾问,有空还会到高校环保社团参加活动。

我好奇问他为什么选修法律第二学位,并选择去韩国念国际法专业,是否对未来的环保工作有帮助?他笑称自己喜欢折腾,因为刚好有这么一个留学的机会,他抓住了就去了,也没有特别思考到底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不过现在回想这段经历,觉得开阔了视野、结识了许多很好的同学和朋友。大学时他虽然学习的是理科,但是他一直希望能够做跟人打交道的工作,选择新京报,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他在新京报一呆就是5年。这5年对他影响很大。作为一个时事新闻记者,高强度的工作、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了解与接触,改变了他原先对公益、对社会的许多看法。

“新京报的5年是非常大的转变,学生时代我觉得做环保是一个很有价值、很高尚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支持我,后来看来,这是一个虚幻的想象。当时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这么有意义,为什么这些人,像我的同学、或者我们的潜在赞助商都不搭理?在做记者的时候我就完全理解了,媒体必须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我们应该平衡地看。包括公益,也有不好的东西,该批评就要批评,不能一味支持。新京报的平衡报道的采访规则也是融到了我的血液里,就是说你不能只采访批评方,你也要被批评方发声。”

而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在你折腾的时候,每一段经历其实都在悄悄做着铺垫。当时新京报要和百度合作开设一个网络论坛网站,吴昊亮因为多年管理济溪的经验,被调到网络部,在新岗位上得以发挥他在网站、论坛管理的经验,所以“永远都不要害怕付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以得到回报”。

 

环保青年组织的成长与转型

“至夜,方想起今天是济溪九周年,一片寂静。追想那群年轻的环保者激情飞扬的日子。告别一个时代,迎来一个时代。”

在采访前一天晚上,我在吴昊亮的微信圈中看到了以上的这条状态。

我与他聊起他参与环保学生社团的经历和他对青年组织转型的看法。他笑着说:“我常想,济溪的今天就是未来许多青年组织的明天,现在它是明日黄花,寂静下去了。”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当时大四的吴昊亮联合南京多家高校环保社团举办了名为“绿色奥运”的环保宣传活动。他随之发现同一地区内的环保社团各自为战,资源短缺、无信息共享机制,于是牵头启动了“绿色石头城”论坛,也就是现在绿石的雏形。后来绿石05年也成功转型,完成了注册登记,发展成专业环保NGO,有理事会、每年有固定的资助资金、有专职人员、有办公室。后来他又和朋友们建立了济溪环境交流网络论坛。对于济溪,他有很深的感情,他说目前中国环保公益领域的许多中坚力量都与济溪有关系,很多人都曾担任过济溪的版主或者承担很多运营的工作、是核心骨干。他对济溪这个平台为中国环保领域做出的贡献非常自豪。

“济溪的专职人员是在08年上任。在那之前,我们一分钱都没有花,最多是我个人掏点钱买域名,服务器也免费,大量的工作都是靠志愿者、学生环保志愿者,金钱上投入非常少,但产出很高。志愿者们投入智力、能力、时间,一点都不计算报酬。我们这群人都非常有想法、很理想主义、大家都很有热情。但创始人层面的人员很难成为专职人员,因为可能有其他的工作,而用我们有限的薪资预算,能请到的专职人员相对会比较弱。专职人员来了之后,志愿者们会往后退,这个工作应该志愿者做还是工作人员做?这样的情况你们这些青年组织可能未来都会遇到,随后这个组织的运行效率就会下降。”

组织转型除了经历运行效率下降的阶段,可能还会碰到人才断档的问题。他开始工作后,仍然花了大量时间在帮助培训继任者上,帮助社团走出重复低水平建设的阶段。他也提到了之前绿石组织的青新伙伴计划,主要也是为了培养年轻的环保青年的领导力和工作能力。但是由于绿石现在的人力和资源有限,所以这块的工作就不再是重心。

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学生社团,但吴昊亮仍旧跟校园保持联系。在他看来,校园环保社团身处的环境已经跟10年前大不相同。当年他们是难筹款,但做的项目非常纯粹,现在则出现了一种“市场太混乱”的状态,环保社团从商业公司拿到较大款项赞助的可能性已经大大提高,而学生社团很可能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商业公司做品牌推广的工具,学生们可能就跟着资方走。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真正的需求洞察力不深。任何一个能够出彩、真正能产生社会价值的精品环保社团项目都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环保需求。我们聊到了许多学校环保社团经常推出的环境教育项目。他说,环境教育应该包括提高意识、改变行动和实现最后的产出这三大步骤,而一般学校项目就止步于第一阶段。目前社会大环境浮躁、急功近利也会影响到大学里面的环保项目。现在项目谈创新、谈概念,很难实现专业化。他认为应该坚持做下去,精深化,而非整天空谈创新。

绿石这么多年的实践中,做的项目包括地区物种多样性保护、长江南京段水环境保护、节能环保的社区宣传等。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包括长江白暨豚、中华虎凤蝶等在本地比较特色的物种。他们也开创了青年学生环保社团地区合作的新型组织模式。

他认为校园环保社团,只要能够真正让成员实现成长,附带着对环境有正面影响,他认为就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社团了。学生阶段对环境问题很难有深刻理解,但是这些环保社团经历就会像种子一样,在成员心里扎下环保的根就很好了。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完成环保教育,进入社会之后,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把环保理念融入到自己的行为中。社团经历其实就像是提前步入社会一样,对年轻人待人处事、领导或者与他人合作都是极有裨益的。

 

稀树草原般的大环境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吴昊亮将10年前的环保领域称为沙漠,而经过十年的发展,他把现状称为“稀树草原”。公众对环保的理解正在不断加深,筹款环境也有很多变化,除了国际组织,还有许多私营部门正在关注环保领域。当年学生社团不多、筹款资源不多,但却有着许多新的创造机会。不过现在不少当年风头极劲的学生社团都进入了对自己的定位的迷茫探索期,比如当年曾被视为武林中的“武当派”“少林派”的绿色大学生论坛和GreenSOS,同时也有许多新的机构不断在发展。

现在吴昊亮在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任职,也成为了一个资方,这个基金会扮演的是环保方面的天使投资的角色。谈到这个基金会的资助标准,他引用了梁从诫先生的话“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他说更倾向找还在起步阶段的人和项目。只有一个idea的人,不太适合。他们更倾向于找那些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并且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马上就动手去做的人。而很多人会说、有主意却不一定会做,有些人有热情,但却不持续。他更欣赏那种为了一个问题坚持干10年20年,把事情坚持做出来的人。而GGF资助的项目一般3到5年之后“毕业”,即有能力申请更大的基金会的资助,能够有效持续地运行与工作。

说到典型的“毕业”的项目,他提到了红树林保育联盟。这个联盟的创始人也是我在SEED活动中结识的刘毅大哥。2001年他还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加入了绿野协会,开始关注红树林。在GGF时任协调人温波主持下先给他们资助了300美元,第二次给了1500美元。由于许多向厦门一样的滨海城市都喜欢搞工程,砍伐红树林。当时他们的活动包括考察、公开宣传、讲座、入户调查和问卷等,经过2年的调研基本摸清福建省内主要红树林分布区的现状。随后他们又开展了种树、向海上快艇商家倡导,改变他们破坏红树林的行为。他们还积极开展社区建设活动,帮助农户理解保护红树林也可以帮助他们的海鸭养殖。而刘毅也是一个很坚持的人,对红树林的关注和热爱促使他完成了博士学习,成为了国内的红树林专家。而红树林保育联盟的财务透明、组织发展规范,专业化的保护工作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认可和稳定的捐助。像红树林保育联盟这样的环保组织就像是稀树草原中的树,还在继续朝着具体某话题的专业化方向发展。

吴昊亮也提到,目前虽然筹资环境有好转,但仍存在着“短视”的倾向。他认为现在环保项目筹资,结果导向盛行,资方选择项目时,总希望资助有成效的项目,如能够关了一座厂,救了一片林,而更为长远的培养新人的项目就会比较难以申请到拨款。他提到了绿石之前的“青新伙伴”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因为资方的捐款重点改变了,项目资金难以筹集到,不得不停掉。由于缺少对年轻环保者的培养和支持,包括他自己也在招聘的时候也遇到了困难,人才断档影响到了他们寻找合适的项目官员。他也提到了现在南京绿石的总干事小白。小白当时就是当年在学生工作中脱颖而出的环保青年。但是现在似乎大环境对青年的支持少了。很多机构也担心培养了却无法留住人,导致资源无法倾斜到人才培养这方面。

目前中国环保领域这个“稀树草原”离“森林”的状态还很遥远,可以发挥的余地还是很大。第三部门发展阶段较高的许多国家,这个生态系统会更加完善,行业内细分专业化也更加细致。在这种社会理解的增强,筹款环境的改善的“稀树草原”环境,要创出新的价值,关键是发现真正的需求,动手开始做。没有完美计划,只有完美行动,刚创立的机构很难准确找到方向,一开始的弯路是正常的。组织都需要3到5年才可以开始做战略规划。”他建议先做清需求调研,可以先采用低成本的尝试,来验证你的判断,然后再正规走上发展道路。

采访中,吴昊亮也自嘲自己已经“老”了,笑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自己也经历了学生阶段的单纯理想主义,一直到现在更加“接地气”、更加平和地看待社会、看待环保工作。他和许多与中国环保领域共同成长的“老人”们都认为,自己身上负担着一种责任,要为后来者们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年轻人成长提供更多支持,筹更多的钱来帮助这些真心想做环保项目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