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陈斓杰 Jefferson

采访：佑蓝（CAPE 新加坡）

 

陈斓杰，福建人，80后。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软件学院，毕业后加入Goldman Sachs(高盛)投资银行部，2008年赴斯坦福大学攻读MBA，2010年起于Farallon Capital Management (中天资本)担任基金经理一职，负责亚太地区的特殊事件投资业务。

 

拥有炫目如励志小说一般的学习和职业生涯，陈斓杰却丝毫没有那种因为自视优秀而让人感到的距离感。他回答起问题来条理清晰又干练风趣，一脸“事实不就是这么简单吗？”的笑容显得自信而亲切。虽然工作忙绿，他却非常愿意贡献自己不多的休闲时间，刚从泰国出差归来就到NUS uTown 接受CAPE的采访。说起他在清华，斯坦福的紧张学习，在高盛时参与新东方，百度上市的初试锋芒，以及现在中天资本的选择和转变，他淡然地笑笑，诚恳地说“光环仅存在于外人的眼光里，真实经历过就明白这些都很平凡。”

“杰”“出”美利坚

佑蓝：本科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是怎样的契机让你选择投身金融呢？

陈斓杰：我本身是学计算机的，大学里一门金融的课也没有学过，什么会计, 经济和金融都没有学过 ，也没有想过要做金融行业。我想我很走运，我大二的时候， Goldman Sachs 举办了 Global Leadership 的项目. 之前我连谁是 Goldman Sachs 都不知道啊。选拔标准学业和社会活动都看重，当时清华推荐了两个人，后来只有我一个去了美国。 Global Leadership这个项目, 虽然是 Goldman Sachs举办的，不过不仅仅针对金融业，内容涵盖了各项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业，请来了很多 NGO 人士，给我们详述扶住贫困，教育等等社会工作 。在金融这一方面，Goldman 邀请了自己的 CEO鲍尔森(后来是美国的财政部长)，Chief Economists(后来是美联储纽约州主席)来给我们做演讲，关于国际形势啊，美国经济等等。而我的确是在这个过程里才开始对金融感兴趣的。金融说白了是什么？就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的力量让资金从一个领域移动到另外一个领域。听起来 kind of cool; It makes things happen. 我当时想，自己是学技术的，学习的初衷是要学以致用，对现实产生影响。同其他事物一样，要想让技术对现实产生影响，就离不开资本，这是社会的运动规律，资金是一个良好的资源调度者，所以就这样步入金融这一行了。

 

佑蓝：是由于这个项目而在高盛工作吗？

陈斓杰：那倒不是，大三的时候被哥大的 Prof MP 推荐到纽约一家对冲基金Gramercy实习。Prof.M P 也在清华任教，曾在 Credit suisse 和 贝尔斯登工作，在金融界有很好的人脉。我说过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学过金融相关的知识，所以在Gramercy恶补一阵这方面的知识,算是最初在金融业的启蒙式教育吧。

 

 佑蓝：一次参加 Credit Suisse 举办的 Women in Banking，其中在投资银行部门的女银行家，看起来对工作有种“在爱与痛的边缘”的状态，是不是工作在投行的压力对任何人都非常大？

陈斓杰：（笑）我想她的状态是非常正常的，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不是吗？做投行，客户有可能晚上11点说，“好，我希望明天早上8点在我的办公室见你”那你就要连夜飞过去。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Goldman的IB部门。这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一方面自己当时觉得有些glamorous（神气非凡），参与了很多公司的上市，收购并购过程，大家熟悉的比如工行，中行，百度和新东方上市，另一方面闪光背后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尤其第一年感觉非常辛苦，我在大陆读得本科，英语一般，和很多在国外长大或者念本科的同事比起来肯定不如他们，所以只能自己抓紧时间多学，自己准备presentation（演讲）,自己做model（模型）, 一点不敢松懈。身边的同事大多是很有背景的，在这样的氛围里压力会更大。除了个人原因，投行工作本身非常辛苦，有些时候公司各项分析，估价，数据表设计了一遍又一遍，希望把公司包装好找个好买家，然而到了拍板的关头还有问题，几乎让人觉得要前功尽弃了，那个时候的确是非常郁闷。做新东方上市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公司内部有多不同的意见,比如新东方的版权问题等等. 后来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才算通过了，新东方终于在纽约上市成功。现在回想起来，把投行作为第一份工作，是不错的训练，从投行出来的人，做事的标准都不会太差。不好的方面是学到的技能相对单一，对于实际经营公司业务等等帮助不是很大。

 

 佑蓝：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教育，你觉得两个教育系统分别让你收益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

陈斓杰：嗯，这个很难比较，首先读本科和商学硕士本身就是不同的经历，我没有在美国上过本科，所以没有办法平行比较两个教育系统。就我的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中国读大学最大的好处是养成做事情非常严谨的习惯，尤其是读理工专业，很多事情我们都做得非常非常认真。大学的前两年，国内的学生都读得很辛苦，GPA是非常重要的，GPA 和所有的奖学金以及工作机会挂钩，如果GPA不好，之后的选择就少了很多，当然GPA不是全部，社会活动也是必要的，像党支部的工作，党组织的生活都要参与。那时候学到半夜是十分正常的。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还不如现在好，5，6个人一个房间，11点熄灯，半夜就蹲在走廊上看书。另外清华和北大的氛围不太一样，在清华 peer pressure （同辈压力）很高，大家步调比较一致，所以无论你做什么，都有对比，都要竭力做到最好。在北大更自由多元一些，可以做些疯狂的事情。我想在做 investment 这一行，那种严谨的作风，是让我受益的。

 

在国外，不同的文化更加交融，环境更加复杂，学会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学会独立思考。另外在不同的B.school价值观也是非常也不一样的，我也只对斯坦福了解得更多一些，在Stanford，最受尊敬的人是创业者，斯坦福的人相信，“If you do not do start ups you are making a life-time mistake。”不过这本身就是个很片面的观点，不是? 斯坦福同学聚会，大家见面谈论的是，“诶，你知道XX又做了个新公司”,久而久之也成了peer pressure。 其他的学校创业氛围没有这么浓，比如在沃顿，做金融的人更多，他们认为创业者大多会失败，创业者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创业的。

 

 “斓”珊处，狮城依旧

 

佑蓝：经历了在中国和美国的求学生涯，相信你更了解这两个地区的市场，也拥有了一些人脉，最后是什么吸引你放弃北京香港或纽约来到新加坡呢？

陈斓杰：03年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形势还很好，04、05年也成上行趋势。不过从 08年金融危机 之后，美国金融业整体是缺乏生气的。硅谷是个例外，那里的创业公司依然积极。总体说，相比与美国，东南亚和澳洲的业务更富有有挑战性，亚洲这一带是growing economy（上升经济）。而且现在很多 financial system （金融系统）的美国本土人士也从美国移到香港和新加坡，因为语言上没有障碍，生活习惯也比较接近。对很多人来说，如果现在不来亚洲的话，就会迟了。

另一方面是由于机缘，在这里我碰到了喜欢的团队。我现在做的不是投资银行，而是投资，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我现在不再看中公司是否够大，够有名气来为自己的简历添彩，更加关注工作的实质是不是自己自己喜欢的，以及一起工作的团队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这可能也是本科毕业和MBA毕业后不同的择业心态吧。

 

佑蓝：为什么读完MBA会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过去几年学到的知识给了你自信，还是因为在你对未来的设计里，不再需要公司的名气为简历添彩？

陈斓杰：两方面都有，读 MBA 之前要求公司有 reputation （声誉）, platform （平台）要大 ，考虑到 network（社交）, prestige（名望） 等等。有了这些，会为之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打下很好的基础。在读 MBA 的过程里对各个行业都有了解，见过很多人，有了这些信息就会更加关注自己想做什么，也有更多自信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毕业后会发现过分追求top tire （高层） 的公司并不必要。有些人更喜欢小的公司，在小的团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加 entrepreneurial 。做投资更看重团队，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特别是对我来讲，我希望能和行业里最出色的人合作，MBA 毕业后我有很认真的选择过公司，我知道我现在的合作人是 one of the best。

 

佑蓝：那么投资者是否会更更愿意和大的投资公司合作? 

陈斓杰：一方面来说投资这些基金的投资人，也就是有限责任股东, 对不同的 fund 会有不同的要求。每个 fund 的 liquidity, risk ，return 都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像我说之前提过的，公司对 fund 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Start up 为什么找VC(风险投资家)？ 一是需要资金，二是需要人脉，VC通常是自己创业过的人，他们给创业者提供的意见，提供的人脉圈子对创业者都非常有价值。相比于第二点，单纯的资金问题是好解决的。所以这是一个对应关系，而不是单纯由团队大小决定的问题。

 

佑蓝：Venture Capital 和 Entrepreneur更像team  ********

陈斓杰：没错 VC 和 Entrepreneur 的关系是一场博弈，两个人都希望 pie 越变越大，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能多分一些。现实中处理这样的关系很棘手，做不好是两败俱伤。

 

佑蓝：现在你负责亚太地区的特殊事件投资，对中国市场也该非常了解，之前有些评论批评中国公司的操作不规范，比如买壳上市这种情况，你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陈斓杰：在纳斯达克买壳上市是合法的，是创业者用金融工具让上市变得更容易的手段。不过投资者都明白，不靠正规路线上市的公司会存在实力方面的隐患。中国的企业家很聪明，他们知道怎样做有实效，操作不规范是目前的现实，总体趋势是会慢慢规范起来。不避讳地说，中国有很多造假的公司，中小股东在亚洲市场上获得的保护很少，创业者占据着优势地位。

 

佑蓝：前一段时间北京的空气质量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你怎么看待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呢？****

陈斓杰：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力度在一直加大 。新能源比传统能源贵，所以从纯粹市场的角度讲很难发展。这导致要发展新能源，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技术的不断更新进步。比如国内的太阳能产业有特殊的财务政策，不过竞争依然非常惨烈。公司的层面讲，很多公司活不下去，但从产业的角度讲，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产业。中国在太阳能方面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佑蓝：无论是做 IB(投资银行) 还是 Investment ，每天经手买卖公司的项目，这样的生活给你带来什么感悟吗？

陈斓杰：大家普遍认为公司上市是件很大的事情，其实上市是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了一定规模，而自然发生的程序。IPO不是终极，完全不是这样。之前在IB为一些公司包装时，会发现要上市的公司也有很多问题，财务的问题，管理的问题。为了上市，公司要么尽可能的解决这些问题，要么就包装起来。当公司是私有的时候，内部消息不被人知道，上市之后一些信息要公开，如果公司在上市之后不能做到更加规范，那么对公司反而是很不利的。所以上市不过是公司发展的新阶段的开始。对于投资者来说，要明白，上市了的公司也不是打包票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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