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女性艺文空间溯源

 文/曹书韵

编辑/庄巧祎、邱不苑

曹书韵在参访过台湾的女书店之后，对城市女性艺文空间产生了兴趣。《城市女性艺文空间系列》的两篇文章是改自她的学年论文。

第一篇文章追溯了传统保守文化中性别和空间的刻板关联，传统视角将空间习惯性分化为男性/公共/政治的，与女性/私人/家庭的。她介绍了女性主义书店兴起与妇女运动的联系，并分析女性艺文空间所富有政治、社会意义。

第二篇文章中，她以台北女书店、上海的女树空间和房间Rooms作为典型案例，从创立的背景、运营的方式、举办的活动等各个方面进行比对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城市女性艺文空间溯源

1970年，美国首家女性书店“亚马逊”（Amazon Bookstore）在明尼苏达州开业，40年间发展了一百多家女性书店；

1994年，华文地区第一家女性主义书店扎根台北，打造出一个独特而成熟的性别认同基地，被誉为“女性主义乐园”；

2013年，女树空间、房间Rooms两家女性空间于上海起航，通过举办多元艺文活动倡导女性自觉和性别平等；

2014年，台北女书店迎来创立20周年，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女性文化地标……

长期以来，空间由父权体制决定，对女性在身体、活动、思想上加以管控。女性主义书店在美国第二波妇运中应运而生，标志着女性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有力推进了女性书写、出版与阅读；在台湾，女书店也是妇运的产物，肩负着“打造一个生活化的妇运模式”的使命，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内蕴着政治与社会意义，作为台湾的女性文化地标，促进了女性的主体认同。上海的女树空间和房间Rooms带着相似的“关心女性处境 分享女性成长”的愿景，各自用种种方式探索着女性艺文空间在一座城市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及更多可能。

作家伍尔芙说，“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而这些城市女性艺文空间，正以在成为社会中女性群体的“自己的房间”，或者，帮助着她们找到“自己的房间”。

从性别与空间谈起

“空间”看似是个中性的容器，然而事实上，它从来不是均值、等价的客观存在。空间就如同语言一样，是社会的建构。女性主义者早已在研究中指出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所隐含的性别不平等。同样地，空间安排如同语言的句法一样，反映并加强了社会中性别、阶级与权力的关系。

传统视角将空间习惯性分化为男性/公共/政治的，与女性/私人/家庭的。“男主外女主內”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刻板观念强化了公/私领域的分野，一来导致女性的活动范围被框定在住宅空间中，参与公共空间的机会受限，二来加剧了公共空间在设计、安排上对女性的不友善；与此同时，家庭空间对女性也不是自由自在的场所，家务被默认为是女性的义务，家暴在夫妻间也并不罕见，更不必说多数女性在自己家中私人空间的缺乏了。

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伍尔芙指出女性走向独立自主的基本条件，“属于自己的房间”成为女性经济独立、空间独立、思想独立的重要象征，也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空间隐喻与政治。

关于女性主义视角的空间论述从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开始。美国妇运提出了“妇女性别空间（women’s sphere）”的概念，这里的“空间”并不单指物质空间，更是社会空间。学者孙瑞穗曾在台北女书店介绍女性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包括性别化的人（男）造环境、空间化的性别不平等（区隔化的性别空间）、环境设计中的性别歧视、女性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性）政治等。总之，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让空间研究走出“性别盲目”，揭露出女性在空间上所受到的压迫现象，反思“为什么营建的行为与空间的使用与控制是男性的特权”，并寻求改善之途径，以挣脱父权体制对女性的空间束缚。

由于空间中暗含着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因此，改变空间之编派、分配，就是“挑战并改写空间的形式与价值”，进而消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要“透过空间赋权于女性自身”介入空间生产，就必须了解、重视女性的空间需求，方能在空间设计上“女性友好”，从而建立社群认同感与归属感。

为了争取两性平权，妇运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发声表达诉求，也以“空间”为议题延伸女权，使得空间发展为妇运的筹码。其中，女性书店的出现是妇女运动的重要产物。

女性主义书店的出现

根据苏芊玲在《美国女性书店幕后大功臣》中所写，七十年代的美国，妇运人士欲将第二波妇女运动的成果深入文化层面，将种种思考与论述出版为文字时，遭到主流出版文化媒体的敌意排挤，于是她们另起炉灶，发起专门销售女性书籍的女性主义书店，结合当时如火如荼的女性出版，共同顺势而发起“女性出版革命”。自1970年第一家女性书店“亚马逊”成立以来，1997年时，美国已发展出一百多家同类型书店，几乎每到稍具规模的城市，都会发现一两家以倡导女性意识为目标的书店。

女性主义书店发展如此火热，Carol Seajay女士所创办的一份双月刊杂志《女性主义书店报道》（Feminist Bookstore News）功不可没。钟芳玲在《书店风景》中写道：“透过《FBN》，女性书店不仅能快速地掌握出版资讯，以作为进书的依据，最重要的是，女性书店经营者因此能分享经营上的悲喜，特别是在连锁书店横行，威胁到小型书店之际，更是需要互相打气、交换经营策略。《FBN》就像一张网般，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书店、出版社、作者全部串联在一起。”

市场的认可使得出版社意识到读者对女性议题的需求而开辟相关书系，更鼓舞了全世界各地的姐妹，让女性书店在自己的国家落地生根，如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

英国伦敦的“银月女性书店（Silver Moon Women’s Bookshop）”号称是欧洲最大的女书店，它创立于1984年，开在著名的查令十字街。两位店主都曾是出版人，卖书之余也不定期出版一些小说，每季制作书讯和“银月大事记”。因书店经营良好，受到读者的支持与热爱，诸多诺贝尔奖、普利策奖、布克奖等文学奖女作家曾做客书店并参与活动、留下照片。经历了17年的灿烂岁月，两位店主因迈入老年而决定停止下一个十年的续租，宣告了“银月”的句点。

台北女书店创始人郑至慧女士曾在她的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zhengzh）中描述这样的时代景象：

“一九八九年初，波士顿，New Words Bookstore（新字书店）。这是我走入的第一家女性主义书店。那年她十五岁，风华正茂。妇运也是。但看那满坑满谷的运动书刊──在地的、全美各地的、世界各国的，在各大书店不见踪影的──就知道。回想起来，那是一个贫穷的时代，女人新字常常写在报纸型刊物上，纸质粗黄，黑白印刷；那又是一个富裕的时代，小型书店与出版社方兴未艾，边缘书写欣欣向荣，逐渐从边缘向中心挺进；每个大城市几乎都有一家以上的女性书店（以及其他独立书店），慷慨邀约非主流作家、作品来此驻足。”

遗憾的是，随着连锁书店和网络书店的双重冲击，美国的女性书店从97年的一百五十家倒到现今仅存三十多家（《书店风景》07年的数据），一些老字号的女性书店如洛杉矶的姐妹情(Sisterhood Bookstore)、熊妈妈书店(Mama Bear’s Books)等纷纷宣告歇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书店的兴起已经在全世界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女书店”的角色和意义

钟芳玲曾在《书店风景》中指出女性书店的两大特质：第一，它是一个经济实体；第二，它富有政治、社会意义。在笔者看来，它丰富而深远的意义正来源于其扮演着公共空间、文化空间、（女性）社群空间等多重角色：

首先是“公共空间”的角色。每一个日常生活的实践，都依赖一个支持活动的空间，而每一个空间都是社会价值观积极的展现。女性主义书店结合妇运的力量，营造了一个可以独立于男性结构之外，属于女性自己的公共论坛空间。它改变着既有的刻板性别结构，标志着女性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同时，解除了男性凝视、性骚扰等威胁；更重要的是，女性的空间需求与空间感受在这里受到重视与体贴，使女性获得安全、舒适、自在的感觉，重塑了女性与公共空间的既有关系；

第二，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它成为了支撑妇运理念的载体和传播媒介。除了由女性经营并贩卖与女性议题相关的书籍外，女性书店往往是社区的文化与资讯中心。许秦蓁指出，“透过独特的选书标准以及文化活动，呈显出妇运知识结合女性文学的书店特性”，“结合女性主义与文化工业成为一个意识型态运动场与商品销售卖场的文化结合体，同时具备当前女性主义最重要的活动据点与文学生产与销售的通路双重角色。”

第三，它具有集结社群、凝聚理想的作用。在女书人钟芳玲看来，女性书店真正发挥了“四海之内皆姐妹”的博爱精神，“不仅打破一般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诸如同性相斥、格局不大、依附男性等，同时也证明，书店既可以是营利场所，又可以是理想、使命的聚合点。”女性书店所创造出的和谐共生的氛围让无数女性找到归属感，人与书、女性作家与女性读者因它而产生紧密而温暖的联结；

第四，它提供了一个聆听女性声音、交流女性经验的场所，推动女性阅读与书写的同时，更促进女性空间主体性的觉醒与表达，对于展现女性意识、促进女性认同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身处其中，无论是阅读、思考还是倾听、交流，女性都是独立而自由的。

城市中，“女性艺文空间”的出现突破了由父权建构的空间的束缚，其存在内蕴着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让女性经验在公共空间被充分关心、让女性艺文创作获得载体支撑、让性别议题受到公众的关注。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特色艺文空间打造，这样的空间都具有独特而深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