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习婉钰

在以色列短短4个月，已经上了10多位商学院教授的课。和一起的中国同学聊天，大呼国内几年的学习，竟不如这四个月的效率和收获。相信这是很多出国学习同学的普遍感受。

首先，一个普遍的有趣现象是，西方商学院的大牛老师很多都是社会心理学出身（不同于临床心理学），然后折腾一下转个行。和国内商学院老师普遍学术背景大有不同，国内不少商学老师是数理背景出身，而心理学似乎在中国是一个有些被边缘化的学科。这也造成了国内外在商科研究关注点上的极大差异。国内的研究，似乎一直崇拜那些非常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建一个模好、建复杂模型更好、建一个别人绞尽脑汁都看不懂的模型好上加好。而与此相反，相对定性化的商科研究以及基于心理学的偏人性化研究则较少。在西方，心理学与商科的结合非常紧密，经常两个学院的教授窜门上课，组织行为学或者消费行为学的研究都根植于心理学基础之上，这在国内似乎并不是一个主流。

然而商学毕竟是social science. 心理学的基础使教授们能够从更人文的角度去挖掘与分析现象，探究背后的原因。很多时候，现象后面的原因并不是轻易能够单纯用数据分析出来的，而靠的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思维与情感。这一点，纯理科式的严谨与规则是无法解释的。这就引发了国内外商科研究的差异，西方的商科研究似乎更贴地气，国内的很多商科研究则略显抽象与天马行空。

这种差异，不但体现在paper上，更体现在教授们的教学内容与风格上。商科这种学科的特点是，容易懂，但是不容易讲好。心理学上讲，人们总是“事后聪明”，对于这种非常经验性的学科，一讲大家都会立马明白，并想“切，早就知道了”。如果仅仅是摆书上的理论，学生们怕是早就自娱自乐了。商科学生逃课率高，大概也是都觉得那些内容自己心里都清楚吧。而商科学习，靠的是大量信手捏来的案例与实际中的问题，一步步引导，才能吸引住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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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差距的另一个原因，很显然，就是以色列的很多教授们都耐不住寂寞。换句话说，爱折腾。以色列被称作“创业的国度”，起初看《The Startup Nation》一书时，对书中内容还略有怀疑，而来了之后，发现有一个创业公司的教授只能是小牛，同时做两个startup又搞教学捎带研究的教授大有人在。在中国，“创业”仍然是属于一帮愣头青和激情男的标志，而以色列，众多男女老少都在积极将自己的想法从孕育到结果，哪怕最后流产，也要试上一试。

一个伦敦政经毕业的Organization Behavior女老师，心理学出身，一面在大学教学，一面为各个大公司做HR咨询与培训，同时也有自己的Startup公司。她没有投入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式的研究，而是更着力于将学术思想与理论带入实际生活与现实社会。认为这样才是更有意义的研究，对社会更有贡献。

Cross-cultural Negotiation的老师在中国住了7年，以色列威兹曼研究所物理学博士，却对商科情有独钟。帮助以色列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前后搞了3家startup，第一家失败，第二家成功并卖出，现在在中国还有一家。每两年在复旦受邀授课。

上学期Research Method的犹太老头，哥大心理学出身，刚出道的时候帮助第一个发明湿巾的公司进行了消费者行为分析，并成功提出了湿巾Marketing的方案。而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湿巾会有市场，因为人们只会用干燥的纸巾擦干自己，而不会用湿漉漉的东西涂湿自己。在发现湿巾的实际用途之前，没人想得到今天，湿巾居然有如此广泛的市场。他也算是人类湿巾发展史上的一个贡献者了。

他们都是些耐不住寂寞的人，不甘心困在象牙塔里，在社会厮混。而这些个人经验，不但能够促进转化为学术上的成果，更使得教学充满了活力。国内的很多教授，缺少必要的社会经验，很多人都是一路保研直博，博后讲师的路径升上来。而这种路径，对于商科的研究，并不是好事儿。缺乏商场的洗礼，全靠二手资料积累来的课件PPT和研究，既不能对原有问题有所切身体会，又不能发现新的问题。当年一个霍桑实验，学者们一个个屁颠颠的在霍桑工厂里带了快十年，才发现了那么几个一听就很弱智的结论（比如，工人关系好能够促进工作效率）。

同时也许迫于生存压力或者其他，很多国内大学教授们课上感受不到激情，似乎也缺少一种对于社会的“使命感”，他们不太爱折腾。当然，这些对比，也只是对两个样本的概率进行比较，总有不同的个体，落在不同的区域。

借用班里一位中年同学Yee微信里总结的一句话，非常到位：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教。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商科学习发展路径。无论是个人，或者对社会，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作者简介：习婉钰，“歪打正着”进了一所传统犹太大学Bar-Ilan University 的International MBA班，正体验着现代以色列的科技与创业文化，她将持续为CAPE读者分享更多关于以色列的观察及故事。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