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璟皓

陆2

走进非洲

在中国成绩很一般的我，从踏上美国求学之路的那一刻就决定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希望将来能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数百名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中，我是唯一一个选自己感兴趣的社会学作主修的，结果读得很好。2009年碰到去非洲作交换生的机会，我加纳的教授知道我正在思考毕业论文的课题，就鼓励我去加纳了解一下那边的中国群体。那时我除了美国之外还没有去过其他国家，但我一直觉得非洲是一块很神秘的大陆，而且选题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中非关系正值腾飞而又令人不安的青春期，然而研究该话题的大多是西方学者，而年轻的我或许有机会能代表中国人冲在这个领域的最前面。我记得当时初夏，午后的阳光很烈。我在学校广阔草坪的一棵树下睡了个午觉。迷迷糊糊醒来后脑海中满是西非海岸的涛声、人群。我决定去寻梦。幸好加纳是个很安全的国家，当时就很快就说服了父母得以成行。

到了加纳，我接触了许多中国企业，交了不少中国和当地朋友，但也对中国公司在异国他乡遇到的问题印象深刻。在劳资冲突问题上我哀其不幸，在对付本地官僚腐败和媒体歪曲事实上我怒其不争。我认为中国前辈们在非洲过于注重眼前的利益，跨文化交流能力也有诸多不足，因此忽略了本土化对一个企业在塑造品牌、降低风险和成本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先进的企业，虽然有了这样的意识，然而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来推动这方面的改革，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差距很大。

于是我意识到，一个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如果不选择留在发达国家熬绿卡，而是来非洲引导他的同胞们更好地发展，是能够创造多少边际价值啊！很可惜当时我没能有幸结识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中国青年，但还是决定单干。我首先开了个英文博客，试图以“一个中国青年对中非关系的视角”来引起西方学界和媒体一定的关注。不久我意识到，如果我想帮助中国同胞而不是西方学者，必须学习前者的思维模式，去通过商界视角来关注、以商业技能来促进改变。当时在中非商业交流方面最有名的一个顾问公司在约翰内斯堡，CEO是南非人，我有幸在上海与他见了面。因此2011年硕士毕业后我拒绝了美国顶尖智库CSIS的实习机会，前来南非为这家公司工作。

这一做就是两年。老板非常信任我，经常拉我去咖啡馆商量大计，让我这个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有点受宠若惊。期间，我带过南非企业高管拜访过中国领导人、参加过中非合作论坛、组织过商业峰会、为中国企业办过针对非洲市场的培训。这些都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了解到什么是今后想做和不想做的。

在非洲，几乎每个人都问我，在美国读过书，为什么反而跑到非洲来？我回答说，教育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为了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从美国到非洲并不是逻辑上的残废。我相信人才只有在自己能闪耀出光芒的地方才有价值。在有潜力的市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或许会更好。每个人都有梦想。有的人喜欢追溯着前人的轨迹，小心翼翼地追溯前辈留下的脚印；有的人会孤独向着他认为是路标的方向走，有时因判断错误而迷路，有时却你能获得与众不同的经历。两种方式并无对错，只是我选择了后一种。

陆1

到2013年下半年，我明显觉得自己需要进一步锻炼自己的能力。在南非做分析员的生活有些过于安逸，我感觉并不能真正帮助广大在非洲的中国公司。我有想过在非洲创业设立一种能够帮助中国公司投资非洲中小企业的机制，但觉得自己无论是人脉还是商业知识都严重缺乏。我也想过为当地的大型中国公司工作——事实上，中国银行在南非的分公司已向我抛来橄榄枝。但此时，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奖学金的机会，去一个未曾想过的地方念商学硕士——以色列。

那时，我对以色列的唯一印象来自于索尔.辛格那本著名的_Start-up Nation_《创业的国度》，里面详细地阐述了以色列企业家奇特的创新魅力以及整个社会敢于面对挑战、解决问题的创业文化，为此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曾想，很少会有比在以色列更适合学习创业的地方了。况且，去以色列念书的经历要比去美国更加独特，很符合我一直以来秉承的那种“与众不同而充满理性”的人生观。因此当我偶然得知香港Hinrich Foundation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商学院、以色列亚洲中心合办的一个面对中国学生的奖学金项目时，我毅然决定申一下试试。我相信，当时评审委员会一定是被我在非洲这段独特的经历吸引了，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收拾好行李，我告诉自己，我相信我的Out of Africa（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名）是暂时的，我会找到重回非洲的机会。

 

重回非洲？

以色列和非洲之间私营企业主导的商贸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在钻石行业以色列商人对非洲情有独钟，但远不限于此。那些扎根于非洲的以色列企业家，大多展现了他们本国的特有文化—不怕吃苦、不守陈规、创新实践等等。许多以色列的高级官员从岗位退下来后都可以摇身一变为商人。甚至有不少非洲总统高管都使用以色列公司的保镖、安防系统甚至武器。可以说，以色列企业家在非洲扎的根是很深的。相比之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才刚起步，许多来自中方的巨额收购都以失败告终，贸易产生的各种摩擦也愈演愈烈。中国公司现阶段迫切需要依靠许多中间商和合作伙伴在非洲找到适合的投资项目。这似乎很自然让我想到，中国、以色列和非洲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合作的可能性？

我无意间了解到，2013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时的，在上海提到以国政府希望能够以其高科技与中国资本合作，共同开发新兴市场，尤其是非洲。不过，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对我谈到这个问题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囊中羞涩的以色列政府并不一定能主导这个新三角关系，中国与以色列的商业往来也是刚开了个头。只有市场才能撮合三方的企业家走到一起。

在以色列，年轻、创新的一代普遍将目光对准硅谷。非洲对他们来说市场太小了，许多人的营销和开发方式也仅适用于欧美市场。然而，那些在非洲的老一辈以色列资本家，已经懂得将一些并非高精尖、但易于普及的以色列技术引入非洲。以色列企业家在资源匮乏下的创新思维加上成熟的农业、水处理和能源技术，在市场容量小、人口多而分散、基础设施不发达的非洲市场能大有作为。对于以色列公司来说，无论是熟谙当地市场的项目开发商，还是发明新奇技术运用到非洲市场的创业家，都可以在与中国公司合作中找到新的机会。中国公司的高效、廉价，加以雄厚的资金优势，应能以分包商或合资伙伴的方式参与到由以色列企业家发起的基建、制造厂、能源、农场等项目。这种合作，目前或许已经存在，但是肯定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更不要说是政策上的支持了。

在夜深人静的特拉维夫，我常会想到这个问题。我的背景和愿景，是否能够借这个机会将以色列与中非关系联系起来呢？或许再过几个月，我可以交出一份答案。

 

作者介绍：

陆璟皓，从2008年开始接触中非关系后，在2009年与2011年实地考察了加纳中国企业的现状与劳工关系。他在2011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学士及国际事务学硕士学位，之后加入总部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前沿咨询公司，为促进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提供顾问服务。2013年他获得香港Hinrich Foundation的全额奖学金，以以色列—亚洲领袖学者的身份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国际工商管理硕士（MBA)，同时探索以色列的创新文化、寻找中国海外可持续投资的创新模式。陆璟皓在过去的两年曾接受过CCTV、CNN及卫报的采访，在不同媒体、杂志和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投资非洲的文章。约稿方式： jinghao.l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