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

——一名成长中的自然保护科学家的故事

文/庄巧祎

每个人的高中同学中，一般都有那么几个不走寻常路的小伙伴。高一时，小高坐我前面。刚进校没多久，他就已经在年级里崭露头角。语文老师夸他文笔好，思想深邃，英语老师对他同样赞不绝口。他的理科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后来他选择了理科。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课间常常会见他埋头看书，背英文。他身上似乎自然有一股公信力，大家如果有不懂的问题都会拿来问他，总是能听到他用很平和的声音，给同学讲解习题，他也非常谦虚，每次老师上课一夸他，或者是拿他打趣，他总是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脸也红了起来。还记得，课间闲聊时，他说希望以后能投身生物行业。后来，他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

他的成长轨迹并不是从北大以优秀的GPA，GRE，托福成绩再进入著名的实验室攻读生科博士。08年大二的时候，他休学一年，在全球保育领袖计划（CLP）的支持下到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的中国项目全职实习了一年。这一年里，他跑遍大江南北，他在东北参与保护老虎，在长江下游做扬子鳄社区宣教，还到过藏北羌塘了解人和棕熊的冲突情况，期间他还得到机会在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和英国剑桥的学生保护生物学大会上做科学报告。2011年大四毕业后，他又在北大吕植教授创办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担任三江源研修生，在青海年保玉则与一群可爱的藏族喇嘛们工作生活了一年。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了，10年过去了。因为知道他在研究非洲象的保护问题，当时见面时就问起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他似乎对自己的研究课题不愿意多聊，只是说问题很复杂，自己涉入很深，不是很好发表评论。不过，这次因为他自己正在计划，6月份带着致力于非洲象保护工作的肯尼亚年轻人到中国交流，他希望更多中国青年人来了解、关注这个议题，他最终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们Skype了两次，每次都是大半夜，他就像当年给我讲习题一样，将他对象牙问题的分析、在非洲调研时对国际自然保育的观察，还有在耶鲁学习的政策研究娓娓道来。在他的讲述中，我好像突然置身在卢旺达国家公园的丛林中，听着他的老师Amy介绍她和丈夫多年来在野外观察山地大猩猩，并帮助当地社区建立生态旅游项目的故事。在他说到，追寻已久的山地大猩猩突然从身边走过，自己跟它四目相对的几秒间心里的翻腾的兴奋时，我好像也能感觉到那股“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惊喜，内心涌起的对于充满灵性的生物的敬畏、喜爱，希望看着他们自由自在，在自然中生存的温柔情感。我似乎也跟着他穿行在纽约衣香鬓影杯酒觥筹的筹款晚宴，听他向关注大象保护的潜在筹款人介绍自己的研究项目；或者是随着他的脚步走上非洲象保护峰会（African Elephant Summit）的讲台，感受一眼望过去来自30多个国家的高层领导盯着自己，但脑子却因为熬夜做PPT不能完全运转，舌头也打结时的紧张。

当他说到自己在经历了那个糟糕的演讲后，却因为展现在PPT上对象牙问题的全面深刻的思考，而受到部长们的表扬，活动组织者还专门向耶鲁院长和自己发信赞赏时，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言谈间，我觉得当年那个性格内向、低调、腼腆的他一点儿都没有变。

但我能感觉到，他对自己内心的声音非常确定，也越来越自信，自己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积极变化。他的成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榜样，那些因为对于自然、生物的强烈好奇心，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保护濒危物种、增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改善提高社区生计、帮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行动派。在内心的召唤下和这些榜样的帮助下，他不断走出去探索，求知，去关心这个世界。

 

介入象牙问题

2012年9月，小高离开了高原的神山圣湖，来到新英格兰的常春藤名校耶鲁，开始了他的研究生学习。新生活的快节奏，课业的压力，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不时让他感到焦虑。但他同时也感到了世界之大，和耶鲁这个学校带来的令人兴奋的可能性。让他开始介入象牙问题的起因，是国家地理的一篇关于象牙贸易的长文。文中称中国是国际象牙走私中最大的反派（greatest villain）。文章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民众收入增多，象牙制品成为受欢迎的消费品，巨大的需求也引发了规模巨大的走私。小高之前在WCS参与过抵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项目，他明显感觉到中外对于该问题的不同认识。包括林业局官员、学者和NGO工作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觉得西方NGO和媒体夸大事实指责中国。他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真相是什么？他决定将象牙问题列为自己两年的环境科学专业学习的研究课题。在第一个秋季学期，他做了一项关于国际象牙贸易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个研究主要希望了解中外如何谈论和看待国际象牙贸易。他还收集关于非洲象盗猎和中国象牙市场的许多定量数据，建立统计学模型，研究这两者的相关性。在第二个学期，他分析国际象牙贸易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或者说社会背景），了解这个问题都有哪些参与者，他们各自有怎样的观点和诉求，又是如何调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来试图达到他们期望的结果。

在这一年准备的基础上，他开始沿着整个象牙贸易的链条，在非洲和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做田野调查。在肯尼亚的桑布鲁保护区，他听到大象盗猎者的枪声，跟着当地巡护员去追踪盗猎者寻找被猎杀的大象；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他装成象牙买家，和黑市里的非法象牙贩子谈生意，从他们那里套取信息；在博茨瓦纳的卡萨内保护区，他和当地政府官员们交流，了解他们如何卓有成效地遏制盗猎；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好几个城市，他走访合法和非法的象牙市场，观察象牙买家和卖家，分析他们的消费心理；在美国，他参与学术交流和讨论，还被邀请去见证美国的象牙销毁行动（ivory crush），和许多国际组织的高层分享他的研究成果。

近一年的学习、加上在非洲多个国家和中国的实地考察像是在慢慢拼凑一个复杂的拼图。小高重新用自己的研究框架、搜集的信息去理解和消化这个问题。他说，任何的社会或环境问题都有三个层次。很多人往往只看到表层的现象（譬如偷猎和象牙走私），而且总是倾向寻找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实际上，这第一层问题的产生经常都是因为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能够帮助所有利益相关者明晰和确保他们共同利益的决策过程（ordinary decision-making process）而导致的。这个决策过程，在象牙的问题上，简言之，指的是国际社会决定我们将如何对待非洲象：比如，我们要保护它们吗？我们要保护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留出多少空间供它们生存？我们如何协调保护和当地老百姓生计发展的问题？我们允许可持续的利用吗？第三层问题，则是关于决策的决策（constitutive decision process）：非洲象属于谁的？谁有权利来做决定？哪些利益是特殊利益，哪些是共同利益？我们将如何来做决定？谁说了算？

小高发现，非洲象保护的一个主要困难在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个议题涉及到不同层面的太多相关者（actor or players），包括数十个国家，无数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行业、个人，等等。因为不同的背景，出自不同的角度，大家对同一个问题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体现在各自追求的目标（goal）、对现状的判断（trend）、对问题产生原因的认识（condition）、对未来的预测（projection），以及提出的不同的解决方案（solution）。而每一方总是都可以找到理由或证据来支持自己对问题的定义，以至于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的是真理，其他人则是不客观、片面、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但是，实际上，真理确实存在，只是很多人囿于认知局限或者是利益使然，往往只能够看到或只愿意看到事实的一部分。

 

不同视角和叙述

为了应对上世纪70-80年代的大象危机，国际社会在1989年决议将非洲象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一，全面禁止象牙的国际商业性贸易。而随后的十多年里，各个成员国都出于各种利益原因，游说不断，争论不休。

从非洲的情况看来，在非洲30多个国家内都有大象，不同国家在大象保护这个问题上立场、保护哲学（Conservation philosophy）、采取的措施都不同。各国之内存在着，“完全禁绝象牙贸易”，喊着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的部分国家，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允许合法贸易，禁绝非法象牙贸易的国家。东部非洲国家生态旅游占国家经济大头，从活着的大象中获益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肯尼亚，因此他们希望完全禁止象牙贸易。而在中部非洲国家的热带雨林，受限于地理气候和社会政治等因素，发展以非洲象为噱头的旅游困难重重，盗猎的状况最为严重；西非非洲的情况则是，大象种群早已经在历史时期严重萎缩。南部非洲则不一样，如博茨瓦纳，大象种群大，管理较好，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象在土地使用等问题上的冲突逐渐加剧。另外，由于能给大象提供的栖息地面积是有限的， 为了维持大象种群的平衡，每年会猎杀一定数量的大象，以控制种群数量。对于他们来说，每年就有一批来自缓解人象冲突和种群控制的数量可观的象牙。这些国家希望能把这些象牙卖到日本和中国，用这笔收益来支持大象保护和大象周边社区老百姓的生计发展。

1997年，CITES成员国大会将南部的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大象种群列入了附录二，又在2000年，将南非列入附录二，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大象象牙在严格管理制度下可以进行国际贸易。2008年，在CITES的允许下，中国从这几个南部非洲国家购进了62吨象牙。在很多西方保护组织的叙述中，正是这次买卖的重新开启，刺激了消费，并认为如果有合法市场，黑市上的象牙就会流入，难以禁绝。

从西方社会来看，很多自然保护主义者和民众出于对大象的喜爱、对生态保护的忧虑、对后代子孙的责任感等原因，关注非洲象盗猎现象，开始发声呼吁。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不断游说。在某些机构将盗猎贩卖走私象牙的收入认定成当地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后，美国将象牙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问题。去年9月，前国务卿希拉里宣布克林顿基金会将拨款启动禁止象牙非法贸易的项目，奥巴马也让内阁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当国际组织成功游说，让这个议题进入政府关注视线，就意味着新的政府拨款、来自社会的捐赠就会进入这个领域，随着而来的媒体、公众的关注等，越来越多样的话题也被牵涉进来。

当这些不同的视角、叙述再放在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角力，非法走私团伙，非洲各国的贪污问题等背景下，无疑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在小高看来，实际上，大象已经变成一个标志（symbol），许许多多的个人、团体和机构正在借着保护大象之名推动或隐或显的议程，而他们背后的动机、他们所追求的也不一样，譬如，权利、财富、名誉、正义、知识、技能、对大象的喜爱，等等。

 

中国的角色

中国的象牙消费究竟有多大？非法象牙贸易的情况在中国是怎样？到底是什么在促使这种非法贸易？

中国有悠久的象牙雕刻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并形成了北京、江南、广东、福建四大象牙雕刻中心。中国社会给象牙赋予了种种价值：如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宗教价值、和医疗价值。在2000年左右，中国开始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曾经因国际象牙贸易禁令而几近消失的中国象牙产业终于跟着这股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重新复苏，最后在06年被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国家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象牙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而另一方面，08年以后古董艺术品市场迅速火爆，作为杂项收藏的象牙仅是其中之一。与书画、陶器、和和田玉等一样，象牙雕刻被认为是可以“保价”、“升值”的投资品。经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手有余钱，在房地产和股市不振的背景下，大量来自个人和专业投资公司的资金涌入艺术品投资市场。这就又提高了象牙在某些人眼中的经济价值。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象牙消费在短时间内被炒作起来。尽管如此，据小高的估计，象牙制品的消费者在中国的比例估计1%都不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见到过象牙，更别提买象牙。因此，象牙在中国谈不上“畅销”，许多西方和非洲保护组织和媒体广为流传的“80%的中国中产阶级都有象牙”的说法确实是有夸大之嫌。但问题是，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即便是1%的人口也已经是相当巨大的需求了。

2004年，中国引进了一套象牙管理系统，即“合法来源象牙制品注册标记”系统。政府要求国内的象牙只能在指定加工厂雕刻，在指定经销场所销售，为每一个制品配发象牙ID，像是一个用于识别、监管的“身份证”，消费者只可以在指定经销点购买。05年，CITES负责评估的代表团在中国考察，对中国的努力非常赞赏，并将中国定为继日本之后的第二个允许购买象牙的国家。中国终于在08年从南部非洲国家依靠正当途径买入62吨象牙。

几个机构的调查发现，中国的这套系统中，存在着漏洞，其中就包括，合法经销店存在的非法现象，比如没有摆出制品ID，一证多用，商家愿意为不需要证件的买家降价。小高在国内的暗访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他还发现，这两年随着中国政府加大对象牙黑市的巡查力度，非法象牙贩子们正在把交易转移到网络上进行。百度贴吧，比如“牙雕”、“白塑料”吧，每天都有人在发帖卖象牙，微信上也存在买卖象牙的现象。这些行为都是违犯相关法律规定的，有关部门需要严格制止。

另外，小高在研究中还发现，许多西方大象保育人士和象牙贸易研究者竟然完全都没有意识到中国还存在一个牙雕拍卖市场。这是一个与之前提到的收藏热密切相关的市场。小高把它称为灰市。因为严格来说，象牙制品只能允许在指定经销场所销售的，拍卖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收藏家来说，象牙有古董象牙和现代象牙制品之分，很多人认为，古董象牙的拍卖是合法的。中国的拍卖市场就刚起步，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代制品贴成古董放到拍卖行去的现象并不少见。在拍卖场上的象牙制品可以达到天价，而这些天价象牙被媒体一报道，甚至有背后的宣传炒作，刺激了人们觉得买象牙投资象牙有利可图的心理，增长了需求。

在国家林业局的干预下，中国拍卖协会向全国的文物拍卖行发布公告，传达林业局的指示，明确提出象牙拍卖是严格禁止的。在这之后，拍卖市场大大萎缩。象牙价格上涨的趋势得到遏制。但在西方和非洲，基本上见不到关于象牙禁拍令的报道，绝大多数国外的大象保育人士和象牙研究专家对此也并不知情。

中国的象牙消费对于非洲象盗猎确实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西方或者非洲的保护组织常常聚焦在所谓的中国“中产阶层”，这夸大了国内的象牙市场和需求；相比较之下，很多中国人一提到象牙，就想到“暴发户”、“土豪”，认为这是只有富人才能消费得起，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这在某些程度上低估了国人对象牙的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非洲国家的许多刻板印象也造成很多国人对非洲大陆正在上演的大象盗猎有很多误读。更甚者，有些国人在对事实未加了解之前，就习惯性地别人贴上标签，不知不觉地强化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

作为一个在中国、西方社会和非洲都有相关经历的研究者，小高希望帮助这个问题涉及的各个相关方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反思对己和对他者的假设（assumption），体会对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视角。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将不同的意见协调到统一的认识，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合作，保护大象，捍卫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中国青年走出去

（图为非洲象保护峰会现场，右二为小高）

去年寒假之前，为了筹集去博茨瓦纳参会和自己的研究经费，小高在美国的众筹网站上发起了筹款项目，希望能够筹到7500美金支持自己的旅费和研究费用。选择众筹，一是因为象牙贸易问题的复杂性，小高很注意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的独立性。他不愿意拿保护机构的钱来支持他的研究项目。他同样希望通过这个筹款项目向公众介绍自己做的研究，甚至让公众参与到研究过程中来。

他的众筹活动得到很多关心非洲象保护的人士的支持。他被邀请到纽约，参加筹款晚宴（Fundraising Dinner），认识潜在捐款者，当时他收到了邀请他参加晚宴的Margart女士寄来的2500美金的支票。后来，为他提供耶鲁奖学金的Sabin老先生也非常慷慨地给他寄来了一张1200美元的支票。最终他成功筹到7500美元的博茨瓦纳和坦桑尼亚实地研究费用。他非常注重管理自己的信誉。每次出行都会将自己的开支行程，研究成果与他的捐赠人沟通。

2013年12月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博茨瓦纳举行非洲象保护峰会（African Elephant Summit），邀请了三十多个国家部长级官员参会。小高作为耶鲁学生，以青年大使的身份参加这次国际峰会，他和另外一名青年大使（博茨瓦纳的一位青年教师）全程参与了NGO都无法旁听的政府间会议，最后他需要向部长们做一个报告，介绍他对这次会议的反思。

这是一个长达30分钟的报告，他分享的主题是关于国际社会当如何携手拯救非洲象。他介绍了自己在肯尼亚、中国和美国的所见所闻，分析了不同actors的利益诉求，指出了潜在的共同点（common ground）。他还引用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和盲人摸象的例子，解释为什么对于同一个问题会有那么截然不同的认识。最后，他还提到了从供应端到消费端的国家可以可以如何改进现有的决策过程，在信息收集、政策倡导、规则制定、资源配置、政策实施、评估和终结各个环节共同合作。虽然紧张得很，但这个总结反思让许多在场的官员都印象深刻。

筹款的成功、研究的顺利展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的肯定，也让小高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更自信。他清楚地知道，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中国面孔，需要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他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国内对这个议题的关注，撬动国内的变革力量。他希望在他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其他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自然保护议题。因为，他知道，要从根本上解决非洲象盗猎问题，或者其它与之类似的由于“中国走出去”给这个世界造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改变国际事务决策的最根本的结构，也就是之前提到的第三层次的问题：关于决策的决策。

临近毕业，他想到了一个新的项目。他希望组织一次交流计划，希望首先撬动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这个环节上的改变。他将在6月7号至17号，带着两名在肯尼亚做保护工作的年轻人到中国。他计划带着他们走访广州、厦门、泉州、福州和上海，并希望带他们和中国的环保NGO、媒体、大众等群体接触。

在确定了这个项目的雏形之后，积累了项目申请写作、主动“走出去”筹款经验的小高，已经搞定这个项目的运行资金，也选出同行的两名肯尼亚年轻人。其中一个英国牛津大学自然保护专业毕业的一位女孩，她在当地一家大象保护组织工作，也兼任某个国际刊物的撰稿人和编辑。另外一名则是一个曾在中国学习中文的男孩，他为肯尼亚多个大象保护项目担任翻译，还在当地的法院工作，主要侧重野生物种盗猎犯罪。小高目前也正在专注与国内的相关团体取得联系，细化国内的日程安排。

对于未来的这趟中国之旅，小高相信，让不同的相关者有机会交流聆听，，给彼此带来认识问题的新角度和视野，求同存异，并慢慢促进新的共识、新的实践，新的解决方法。小高也希望，此行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建立起一个可持续项目，如中国肯尼亚交流，让中国和非洲保育团体之间的有效的交流能够持续下去。

无论走多远，他的心里一直记着藏区的朋友扎西桑俄的话，“你有多少时间在做自己的事情，有多少时间在帮助别人、帮助众生？” 今年从耶鲁毕业的他，结束完象牙交流之旅以后，将带着自己在过去两年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重新回到那片曾经让他自然生长的神山圣湖，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

注：

CAPE也将为这次的中国肯尼亚交流之旅提供项目支持，也会推出有更多的后续报道。

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发信咨询，求勾搭呀，提供场地，有什么希望了解的问题呀，欢迎发信至capechina201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