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韬（微博：Giddeon）

五年前当我刚刚开始筹备这样一个小小的暑期项目的时候，完全想不到它今天会变成一个收到八百份申请的庞然大物。那个时候我刚刚从英国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作为整个高等教育产业最底层的劳动者回到我本科的母校任教。教书这个事情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如果放弃了在这个金字塔体系里向上爬，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用在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一直以来，我感兴趣的都是社会的发展，或者更具体一些，是NGO的工作。

当我在09年9月结束在英国的短暂学习回到国内时，惊讶地发现国内的NGO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汶川地震之前在NGO领域各种暗流和潜力似乎都因为这样一场地震被释放了出来，各种NGO组织有如井喷一样涌现，似乎进入了一个在不久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兴盛时期。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了这背后的一些问题，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个别事件或许会影响现象的浮现，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推动现象的规律。在NGO蓬勃发展的现象背后，各种在暗流和潜力时期即已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而是随着NGO的发展浮出水面，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幼年时长了个瘤子，当此人进入青年后瘤子并没有消失，反而随他一同增长，并且还隐隐约约地开始从躯干内部向外部浮现。中国NGO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它和更为复杂的全球性和本土性的结构因素紧密相连，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矛盾和紧张深刻地体现在NGO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眼前面对的NGO的发展现状，是多种力量共同互动、制约、影响的共同结果，任何一个身在其中的、严肃并且负责任的人都无法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关于NGO发展的客观真理，因为变动本身就是规律——或者至少是规律的一部分。

回顾中国NGO的发展，实际上同时有几套话语体系在共同发挥作用，一套是陈旧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充满复杂性的、来自于官方的话语体系，在这套体系当中的守旧者将NGO看作是不稳定因素，必将灭之而后快，开明者则将之视作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尝试，世故者则将其作为一种可以收买的、可以为体制查漏补缺的、带有统战色彩的组织资源。相应的则有随着二战之后兴起的、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在这套体系当中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是两条交错影响的子系统，前者深深植根于殖民体系的崩盘，后者则与冷战及两个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此之外，在民间中弥漫的守望相助的古老传统和人性的善意本能，加上对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怨望，共同构成了一种有别于前两种话语体系中浓厚的精英色彩的民间话语体系。这三套话语体系同时作用于中国NGO的发展，在互动和斗争当中共同书写着对自身的理解、对对方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的理解。

但是，无论是哪一套话语体系，实际上都是欠缺真正的反思力量的：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深深地被一套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话语体系所影响，扎根于工具理性所带来的道德上的自鸣得意，认识上相信庸俗化的实证主义和一种进化论似的进步主义——所以迷恋技术和数字，方法上追求科学主义和管理主义——并将之代入到一种盲动主义的迷思当中，对于一切有深度的思辨敬谢不敏，而对于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缺乏最基本的思考，结果是将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单纯地看作是一个可以用数字简单衡量的、可供科学改造的客体，因此不断犯错。换句话说，我相信中国蓬勃发展的NGO们共同表现出了一种狂热病，这种狂热病的病征，就表现在崇拜数字和技术，把社会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将人们的生活简化为数字，认为只要掌握了数字，就掌握了客观真理，辅以外来的先进技术，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就可以药到病除。

更有意思的是，不但极权主义的本土官僚体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就连外来的国际NGO事实上也一样受制于同一块短板，“土”“洋”两套官僚体制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硬币的两面，然后被他们所宣教的民间社会则更是难以摆脱这样的缺失，结果共同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缺陷。而这套缺陷最危险的则在于，身在其中的人很多时候难以意识到自己深受这种系统性缺陷的影响，因而往往高举着一套多元的旗帜，却在行动当中消解多元价值和意义。

这样一种结构缺陷有着及其复杂的成因，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具体的个人或群体。但是这样的缺陷在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能够被消解或者至少可以被意识到，得益于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及社会研究领域与人们生活的紧密结合。但是在中国，我们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环境。国家垄断了高等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政治权力通过威逼和利诱掌控头脑和知识。我们国家的社会研究即便在兴复之后仍然长期滞后于全球学术社区的真实水平。除开少数佼佼者，中国社会学作为一个体制和体系，其理解水平仍然停留在1930年代，维持着不合时宜的实证沙文主义。而伴随而来的专家主义则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研究者和社会行动者之间长期疏离和自我孤立——社会行动者没有社会研究的能力，因此没有生产话语的能力；社会研究者没有社会行动的能力，因而没有实现改变的能力。两者之间即便表面上密切互动，却在内心深处由于互不理解而互相轻视。

知道我们如何改变社会的前提在于明确我们如何能够理解社会，主流的社会发展话语中对于“人”和“人们的生活”理解是片面的——很多时候是完全站在经济的角度，因此往往忽视价值的复杂兴，将社会简单处理成一个有待维修的拖拉机，将生活在其中的人刻板地处理为拖拉机上的零部件。如何将深刻思考于自我反省的能力带入中国社会发展领域，将有价值感和生活感的“人”的概念带回社会发展的主流话语，我认为是眼下中国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挑战。

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可以在数字之外认识彼此的生活。因此，推广我们称之为“田野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是重要而且必要的。所谓的“田野研究”，指的是一种质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来到被研究者的真实生活场域（我们称之为“田野”）中，以学习的态度来理解人们地生活、理解人们对于生活地理解。这种方法植根域价值多元主义，并且提倡一种深刻地自省精神：即相信任何一套价值体系都与特定地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在价值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每一种价值都是有意义的，现实的权力关系对于田野有着真实的、难以消解的影响，必须通过自省精神来觉察。正是这种文化多元主义和自省精神，使得文化沙文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能够被消解，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被充分尊重和肯定。而在田野研究中所积累的对于社区的理解，则无疑为进一步社区的发展事业提供了参考坐标。

恰好2010年我有一些科研经费的结余，作为年轻的高校农民工，我没办法把这笔钱揣进自己的口袋里，却也不愿意让领导把这笔钱揣进他自己的口袋里，于是便建议用这些钱做一个推广田野研究的暑期培训项目，顺带为我们学校扩大些影响力。鬼使神差之下，领导答应了我的建议，随后还和我一起给这个暑期项目起了一个山寨感十足的名字：“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

坦白说，我自己对于精英和大众的关系一直有一种暧昧的情绪，一方面我在情感上容易被大众所感动，另一方面我在理智上总是容易站到精英这一边，因此行动时总是摇摆不定。但是具体到田野营，我是非常真诚地相信“青年社会领袖”这种山寨感十足的提法的，我总认为领导力既是一种影响力、也是一种服务意愿，我相信在社会发展领域，有的年轻人确实比他们所在的环境中的其他年轻人做得更出色更吸引人，而且有理由相信这些年轻人将来还会一如既往地把他们手头地事情做好，因此如果他们接受我们关于质性研究地观点、掌握质性研究的方法，假以时日，中国社会发展领域的风气就会有改变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说，田野营的抱负从来不是单纯学术性的，我们看重伙伴们的行动能力，一如我们看重她或他对抽象理论的理解能力，我们相信在二者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最优秀的年轻人可以找到这种平衡，并以此为支点去推动进步。

坦白说，即便我们这个小项目已经迈入第五年，但是我们推动进步的初衷到底实现了多少，整个氛围或者外部环境究竟改变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冬天时积雪埋没了山河，风吹过，大地寂静无声，麦子在悄悄发芽——埋下种子的，也许是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