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巧祎

惊闻昆明火车站惨剧，思绪回到去年波士顿爆炸案发生之际。还记得当时我们新闻中心气氛紧张，焦急等待前方驻波士顿同事的消息，不知她在那里情况怎样。我忙着写稿，但是眼睛盯着屏幕，却很快一片模糊，因为难忍眼泪，心里想着不知道波士顿的朋友们是否安好。

一年多过去了。一名嫌犯已经死去，另一名嫌犯庭审日期已经定在今年的11月，对真相和正义的追寻仍未停止。我们为离世的三名受难者和受伤的100多人难过，当见到吕令子父母在电视上憔悴的样子，我们都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我们为每一位逐渐康复的伤者高兴，看他们出院，看他们开始新生活，像伤者科斯塔洛和照顾他的护士喜结连理。生活用不幸和幸福来教会我们珍惜所拥有的现在。

去年写了三篇与波士顿爆炸案相关的文章，总结美国在突发灾难中的应急机制、事后对伤者的赔付机制的可借鉴之处，其中一篇介绍赔付基金管理人范伯格的文章《灾难赔付基金背后的人》在CAPE和中国财富杂志刊登，另外两篇文章都刊登在我在云信公益周刊的专栏“雪城足迹”中。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是我在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发生后写的旧文。去年有听闻中国有希望建立类似波士顿The One Fund或 911赔偿基金这样的大规模灾难赔偿机制。波士顿的赔偿金主要来源是社会捐赠，由非营利组织负责拨款工作，911赔偿金则是航空公司因担心乘客因为安保不力原因发起集体诉讼与政府达成了协议出资来为灾难受害人提供赔偿,联邦政府还拨款为经历了惨剧的居民、警察、救护员提供身体、心理检查等服务，但相同点是，赔偿基金都需要受到严格监管同时具有明晰的问责机制。

希望死者安息，生者坚强，也希望政府与社会各界都能帮助伤者尽快恢复，开始新生活。

 

刊于云信“雪城足迹”专栏的旧文：

坐在回家的7号线上，我看完范伯格的回忆录，他在书中分享了他管理911赔付基金的经历。我脑子里晃过2011年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里看到的911事件发生时的录像，惊恐奔跑的人群、倒塌的大楼、被灰尘遮蔽的天空，背景声是各种哭喊、尖叫、拨打911时惊恐的声音。

2001年国会颁布《航空运输安全与系统稳定法》（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ystem Stabilization Act）后，范伯格经过申请面试，成为国会特设的911赔偿基金的特殊管理人，在司法部部长的直属监管下工作，一直提供志愿服务（Pro Bono）至2003年，义务工作了33个月。在赔偿金发放期间，整个基金的工作人员多时高达450人。当时范伯格与管理团队一共为受害者及其家属们举行了1600场会议，范伯格个人参加了近900场。在这些集会上，范伯格劝说幸存者和受难者家属们接受赔偿金，放弃起诉美联航，并通过他们的叙述，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赔偿金。最后，这个赔偿基金一共为97%的受害家庭提供了赔偿，总共的金额高达70亿美金，平均每人是180万美金

这本书展示的，即是这个起初充满争议但最终赢得赞赏的基金背后的故事，也展示了那些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在灾后如何应对至亲悲惨离世的故事。这个基金的成立和管理模式，都是美国历史的一个开创性的实践。

在管理911赔偿基金之前，范伯格是美国首屈一指的调解人，自80年代成功为越战老兵赢得的对除草剂Agent Orange生产商们的集体诉讼案后，他就一直为许多500强公司担任案件调解人。他最擅长的就是创造公式，计算价值。而且美国也是一个崇尚个人奋斗，凸显个人价值的国家，他当时的计划，就是针对每个个人，提供相应的赔偿，而这个赔偿就是通过受害者的年龄、教育水平、目前的工资水平、所在的行业、家中需要照顾的亲人数目、个人的保险状况等都变量都计算在内，然后给每一个人衡量一个价值。范伯格是一个专业的律师，在起初工作的时候，他常常遭受到来自受害者家属的各种敌视。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属们来说，他们很多人都认为这笔赔偿基金是“血腥钱”，是航空公司来脱责的钱，因为一签字，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美联航的诉讼权。他一开始工作时也常不自觉地带着律师议价的口吻，他曾经在会议现场，因为职业习惯把整个议价过程称为“生意”（Business）、“游戏”（Game），遭到了愤怒的家属们的炮轰和指责。他也在书中反省，整个过程对他来说，也同样是一个在过程中学习的经历。

 

赔付项目设计

有的人面对亲人离世，似乎整个应变能力都丧失了，对于他们来说，回忆亲人，填写这些申请表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范伯格和许多工作人员不得不召开市政厅回忆（Townhall Meeting）和安排许多单独的见面会，来劝说他们申请，并帮助这些人完成填写。而且他们在正式开放前，还特设了6周的测试阶段，不断优化申请流程，申请者不需要担心流程繁复而不愿意加入。

范伯格一方面令技术人员做了非常简单直观的网站，将各种与申请相关的介绍和各类相关问题都放在网上，另一方面，他召开家属集会，也与团队一个一个地劝说希望他们能加入，并接受这笔赔偿。对于这些家属们来说，他们完全有理由状告美联航未能在安检时更加仔细，找出恐怖分子，保护乘客安全，一个集体诉讼可能就能让美联航破产，但这对这些家属们，意味是漫长的等待、昂贵的诉讼费、还有就是要一次次经历情感上的折磨，不断被失去至亲的悲痛，甚至是对遭受这般变故时容易产生的愤怒情绪所笼罩。

这个赔偿基金依法管理、操作透明是它的重要特点。整个基金的管理都遵照国会颁布的法律，并接受司法部和国会的监督。由于国会在立法时过于匆忙，他们要求如果死难者本身就有保险，将会让他们得到较少的赔偿，而且只有911事件中的死难者才有资格，而此前93年的世贸爆炸或者其他由同一伙恐怖分子引起的事故赔付不计算在内。当时这个法律也对有资格接受赔付的伤情做出具体裁定，如果是位于新州的受大楼倒塌粉尘等影响的人，并没办法得到救助。不过后来2010年奥巴马又重开了赔付基金，为当时的救护人员、志愿者、居民中因此事故而患上慢性病、癌症的患者提供赔付。这是后话了。当时在法律并不完备的情况下，范伯格能做的，就是在法律框架下，向这些悲痛的家庭介绍基金的申请标准、流程。当时许多律所的律师也都为这些家庭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帮助他们了解协议中相关的法律内容，解释国会立法的内容，并向他们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都有哪些权利，协议是否对他们有利。

当时每个州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也常常给范伯格写信，请他关注某些申请人的情况。范伯格在书里说，基金在纽约的办公室正巧就在希拉里的办公室是在同一幢大楼。当时希拉里是代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她每周都会接待许多911受害者家属，听他们反映情况。纽约州的申请赔偿金的人最多，死者家属一共递交了1622份申请，受伤的幸存者递交了2218份申请。也曾经有参议员听取了来自本辖区的受害者家属的建议，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希望能够去掉原先立法中规定的，个人保险所得将抵消部分赔偿金，但是参院并未通过。

2004年6月15日，负责监管整个赔付项目的司法部发布了一个详细的报告，记录了这些赔偿申请最终的处理结果，对申请者的性别、年龄、所在的州、国籍、工作、最终所得的赔偿金、收到赔偿金的时间等内容进行了统计，以衡量这个项目的公平性、处理速度等指标。司法部的报告赞赏这个项目的成功，它分析称，由于不接受赔偿的其他可能性代价都太高，使得人们愿意接受这个赔付，第二，基金管理团队确保与每一个受害人家庭接触，为他们服务，第三，团队的接触方式是“主动积极接触”，积极争取每个家庭的支持。第四，基金管理团队开创性地设立了“个人听证”这种方式，让每个家属都可以有机会叙述他们的故事，帮助他们舒缓失去亲人的痛苦。第五，基金管理团队资金拨付速度快，让受害人家属的生活可以逐渐步入正轨，他们能体会到一段悲痛时期“结束”的感觉。

 

个人听证会

这本书很大一部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们在讲故事，而不是范伯格。这1600场的听证笔录也已经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些听证会上，虽然并非正式的都是法官在场的听证，也没有交叉质询的部分，家属们在作证前都要宣誓，说明所说都是真话，他们的代表律师、所属的倡导组织、维权组织、还有其他的民众都可以参加。这个过程是希望能够获取决定赔付金时需要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家属们不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帮助基金运营团队减少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而且比较能够保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样一个宣泄对亲人思念的平台。范伯格说，这33个月的工作，最让他感触的，就是他发现人在面对悲痛时的不同处理方法。有的人的悲伤是外放的，西斯底里的，有的人是克制的内敛的，有的人的悲痛，却像断尾求生的壁虎一样，直接把悲痛埋在心里，快速恢复正常生活，以麻痹自己的难过；有的人却沉溺在悲痛中，完全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中，难以对许多事情做出正常的判断；也有的人陷入了苦涩的反问中，不断问“为什么是我，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甚至对自己的信仰都产生了怀疑。失去伴侣的人还要照顾孩子和家中老人的情绪，担起帮助全家走出悲痛的重任，自己却无法流露出脆弱，只能伪装着坚强。中年或老年丧子的父母们怀念着自己的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以想到孩子还未展开的人生就突然关闭，所有曾经设想的彩色未来都变成一片漆黑，书中引用的证词都让人心碎。

这个项目给每个人的生命都贴上了不同的价格，这也是起初它争议怎么大，甚至差点就被告上法庭的原因。每个人心中都认为自己死去的亲人是那么重要，他们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未来的各种快乐和可能性都是无限的。有的人认为不公平，有的人认为无法接受被贬值的生命价格，争吵和挑战一直都存在。曾经有个受害者家属，为了反对这个基金，自建网站“要修复的基金”，并且参加每一场听证会，举着横幅牌子，听证时静坐抗议，中场休息时，不断跟碰到的其他家属们说不要加入。但最后他也被感动，最后把网站改成了“基金已修复”，并且劝说其他家属加入。经历了这么多场心碎的听证，范伯格本着为受害者服务的目的，并不断与受害者家属建立起信任，这实在是一件艰巨、困难、但是有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范伯格自己在总结中说，他会建议以后政府在这种大灾难赔付中，最好是统一发放标准，因为可以避免911赔偿基金因为被误读的“不公平”而引发的诸多问题。

后记

姐姐今年从哈佛毕业，她以前在纽约大学念书，这次和她妈妈一起来纽约，准备打包行李回国。吃完饭，我们聊起了波士顿爆炸案，也说起了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姑婆说，当时她听说爆炸案发生，实在是害怕。爆炸案那天姐姐刚好到纽约来玩，波士顿全城戒严时她就一直呆在学校里。而一向淡定的姐姐后来不淡定地打电话告诉姑婆，她初中同学就在爆炸的BRT公车上，而且死无全尸，是验了DNA才确定的身份。我们走在气温近30度的纽约街头。当时我浑身一股凉意，整个手臂都起了鸡皮疙瘩。

我的弟弟、阿姨、叔叔好多亲人都在厦门，当时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心里很担心，还好大家都很安全。可是经历了“幸好他们都在”的庆幸之后，想到那么多都无法辨认的尸体，受伤严重的受害者，心里就非常难过。对于每一个做家属情绪安抚和灾难后的赔偿工作的人来说，面对这些悲伤的家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从范伯格的这本自传中感受到了许多共鸣，就写下这篇文章。希望这些逝去的亡魂都能安息，也希望家属们也能早日走出悲痛，并被这个社会真诚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