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柬埔寨NGO岁月

文／郑毅卿

要不是陈柯如的约稿，这篇文章想必还得一拖再拖。从2013年6月3号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地到现在坐在电脑前落笔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很多真实的情景已经内化为一种隐隐的感觉留存在心里，像一卷长时间未洗的胶卷，已经被时间夺去了些许精彩。仅以记忆之所存与大家分享。

柬埔寨是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一个国家，与越南的、老挝、泰国毗邻。人口1,400万，其中53%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年龄中位数为23.8岁。整体人口的识字率为73.9%，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排名167位。研究报告显示80%的小学生成功完成了小学教育，然而只有30%到40%的人选择继续初中的教育。经济方面，80%的出口依赖服装业，而服装工人（多是女工）工资往往只有每月100美金。传统的柬埔寨家庭里，母亲往往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不仅负责家庭事务，还外出务工赚取家庭的生活费来供养一家五口人。导致的结果是，整个国家近50%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这可能是我去到柬埔寨之前对于这个国家全部的认识，冰冷的数字和文字勾勒出了一个简单的轮廓，40年前红色高棉的悲剧在这上面若隐若现。那次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浩劫抹杀了这个国家几乎一半的人口，且绝大多是知识分子。从各个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即使作为首都，金边也没有完善的基本公共配套，至少从交通来看是如此。整个城市没有公共汽车和巴士，更谈不上地铁轻轨，全民的出行都依靠自有的交通工具或者TukTuk — 一种由摩托车改造而来的载客工具，而这也是柬埔寨男性最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之一。在金边，开汽车是没有前途的，虽然私家车还是不少的。一方面城市建设导致市中心以外的道路还达不到汽车顺畅行驶的要求，往往尘土飞扬；另一方面，自行车和摩托车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马路上司机往往发现自己被自行车和摩托车团团围住，经验告诉我们，这时候你和这些两轮的交通工具在行进速度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政府的鲜有作为给了柬埔寨“NGO天堂”的称号，这多少有点讽刺。整个金边约有40多个NGO活跃在城市的各个领域，为了带给每个国民更好的生活而奔忙着。我工作的NGO名叫“Pour un Sourire d’Enfant”（下称“PSE”），中文翻译为“为了孩子的微笑”，1995年由一对法国夫妇创立，致力于将曾经的拾荒儿童带回课堂。

初到PSE你绝对想不到18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垃圾场，虽然地处相对偏远，但是整个街区和城市中心的其他角落别无二致：摊贩、饭店、集市，应有尽有。这里是一个典型的金边居民区，蜿蜒曲折，到处可以看到嘻戏的孩童，偶有摩托车或者TukTuk飞驰而过，扬起一片尘土。PSE就在其中一条小巷的深处，每每到了放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里有一所学校。

听这里的负责人之一Anthony向我们介绍，当年这里蚊蝇横飞，而孩子们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会被父母使唤来这里拾荒补贴家用，因为家庭收入有限，教育对于他们来说也单纯是字典上的一个名词而已，果腹才是他们的第一需求。然而经过近20年的经营，现在这里已经建起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学校，涵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同时还附有职业培训，以更快的让孩子们获得实际技能独立生活。与此同时，为了让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锻炼技能，校园里面开设有宾馆、餐馆、按摩和理发店，全部对外营业，创收的同时也让学生实战锻炼，当然大多数主顾都是我们这些在里面工作的外国人和柬埔寨同事，光顾那里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有些学生毕业之后会留在PSE工作，比如Sudany，我们都叫她Dany，一个爽朗并略带羞涩的柬埔寨女孩儿，听说是这个学校第一批的学生之一。她是我们来到PSE第一天的向导，用流利的英语和并不流利的法语向我们介绍这个学校的过去，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的建议和帮助。有时候当她不知道怎么用外语跟我们解释的时候，会不停的甩动她的小手，笑着做一些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手势，而我们则故意模仿她的动作装作毫不理解，这时她的脸上会露出少女的娇羞，直把我和几个法国人逗乐。

从她身上可以看出PSE的孩子们的影响，我总是无法把眼前的她和当年的一个拾荒女孩儿联系到一起，从她的笑容里仿佛当年的经历没有带给她任何阴影和痛苦。应该是我多虑，也许对她来说，多亏了PSE，童年的大部分还是多彩美好的。大家都喜欢她的天真和单纯，而同为亚洲人的我们也似乎有更一份的亲近，我经常会和她坐下来攀谈，交流一下彼此的文化和想法。

记得有一次她问我中国的首都在哪里，我说北京；她又问我，你住在哪里，我说上海，她想了一下，说，这两个地方远吗？我说一千多公里吧，然后她仿佛来了兴致，说一定要来上海找我玩，然后一起去北京，我说当然没问题。她低头沉思了几秒，仿佛已经在心里规划起了这个旅行计划，又仿佛想起了什么，她抬起头看着我，认真的问了一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问题：上海到北京坐长途巴士可以到吗？后来我才知道，在柬埔寨，所有的城际交通都靠长途大巴连接，铁路压根不存在，飞机的价格也不是常人所能承受。后来我给她看了很多当年旅行拍的照片，一点一点的解释路上所看到的一切，认识的人，听说的故事，遇到的风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来中国，或者知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听她说，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或许，所谓相遇便是为彼此都打开了一扇窗，于彼此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听说她现在正在负责PSE对外筹款的事宜，如果看到这篇文章并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联系我，您的捐助可能就会多一个孩子去上学。

我们工作的项目叫做FLIP，Family Livelihood Improvement Program，是PSE基础项目的一个补充，致力于给没有稳定工作的学生家长提供职业培训（烹饪、缝纫、清洁或者创业贷款），并且在培训期间提供相应的生活补助，使他们获得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提升孩子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孩子们也可以专心上学而不用帮助父母赚钱来贴补家用。FLIP开展至今已有一年，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评估它的效果，以在未来两年的实施过程中可以查缺补漏不断改进。

整个FLIP项目由之前提到过的Anthony领导，他是我们在法国项目准备期间主要的联系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项目上的建议和帮助。他毕业于法国著名的ESSEC商学院，修习的是Social business专业，可能不会有很多法国人有志于这个专业，更是少数人毕业后会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更别提带着女友来到异国他乡了，但Anthony就是其中之一。我对法国男人的所有想象都无法在这个瘦瘦长长的27岁男人身上实现。在我看来，他有一种一般法国人没有的沉稳和认真。他原来可能不是这样，或许NGO的经历可以让人改掉浮夸和躁动，帮助人这件事本身就是美好的，那种内心的安定和满足想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虽然只有两个月，但我也体会到了些许。听说Anthony最近在筹划一个social enterprise的计划，真想有机会回去看看。

还有一位同事叫Thanet，是FLIP项目的主要执行者，和所有的受助家庭保持着联系和沟通，也是执行委员会（负责筛选受助家庭和项目参与者）的一员，便自然成为了我们日常朝夕相处工作的柬埔寨同事。时常，每当他联系到一个受访者，我们就得赶到FLIP办公室进行访谈，而他会充当我们的翻译。语言似乎是访谈的一个障碍，面对一群外国人，那些FLIP学员们不免会有些紧张，而这时候Thanet就会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我们，解释我们来的目的，唠一些家常让他们放松。访谈最重要的是Make people talk，而这一点上和Thanet相比我们还真的自叹不如。向他讨教秘诀，他总说他也来自并不富裕的家庭，能够读完大学完全依靠父母省吃俭用，所以对于这些FLIP的受助者的遭遇，他理解并感同身受，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同理心吧。

Thanet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豪爽外放而且乐于交流，一个男人什么样，酒桌上就能看出来，当然这是外话。他总是让人很想亲近，和他相处毫无压力，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和所有的FLIP学员交谈时总能像姐弟或者母子那样的原因吧？甚至在孩子和家长中他是一种模范似的存在，一个依靠教育改变命运的模范。记得有一次，当我们问受访者对孩子未来的期望是什么时候，她不假思索的说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Thanet一样，读好书学好英语，将来可以找到一份和他一样的好工作，过上殷实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听后作何感想，至少对于那些父母来说，希望可以如此具体那奋斗也就变得简单。

在Thanet的联系和协调下，整个工作期间我们采访了50个FLIP学员，其中大多是母亲。正如前面所说，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也因而更需要帮助。可是访谈中我们发现，一部分FLIP的学员不仅仅是贫穷，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酗酒、赌博、或者是艾滋病患者，而这部分学员参加项目后的结果往往和FLIP的设想相去甚远，不是贷款被挥霍一空，就是完全丧失了劳动的能力，有些人甚至都无法完成整个半年的项目课程，我们认为这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在这方面我们和Thanet有过不少争论，我想这可能也是一部分NGO的所同样面临的困惑：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帮助，如果能把一定的资源最大效用的利用，这当然是我们所期待的最完美的结果。可效用毕竟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是否可以以相同的逻辑来解决社会学的问题，又让我至今非常迷茫。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应该帮助值得帮助的人？到底是帮助他们获得独立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还是始终不离不弃的给予他们更好的生活（一起的组员Gregoire有个非常精辟的“狗”和“狼”的比喻）？做NGO，又需不需要考虑投入和产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我们的想法，Thanet有Thanet的想法，每个NGOer应该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吧。

写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说，很多人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做NGO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只有越做越深入才真正发现其中的价值。两个月的时间真的很短，但也至少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审视一下身边的世界。太多的事情悄无声息地在我们身边发生着，周而复始，而我们毫不察觉。城市的生活让我们变得小心翼翼，每一个表情似乎都带有某种目的。可是在PSE里我看到了形形色色感情丰富的快乐的人，Dany，Anthony，Thanet，也看到了孩子们一张张真诚的笑脸，每当他们喊我们’teacher’的时候都仿佛有一种使命感。我还是时常会想起这个NGO的名字，Pour Un Sourire d’Enfant, 其实又何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

16/01/2014

写于巴黎蒙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