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小乐

“学术圈中科学和人文专业互不融合，甚至存有敌意，自然保护领域现有的知识和技术无法传递给大众，…..必须认识到，在自然保护中，我们需要的并非综合性小组，而是具有跨学科能力的个人” 说这话的是剑桥大学地理系教授 Bill Adams。他的这篇名为《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文章让我在去年11月读到的时候因为感激而掉了眼泪。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生态学家E.O. Wilson 在一次关于生态多样性的采访的时回答记者“科学家掌握了阻止生物多样性消失的科学和技术，但民众对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严重性和其他生物存在的巨大价值缺乏认识。”。两位备受尊敬的环境科学家谈到了科学、人文两大学术圈隔绝甚至相轻的悲哀——科学家掌握的科学技术无法传递给大众，学科鸿沟已经成为自然保护的障碍。

究竟要掌握怎样的知识才能保护环境？这是我疑惑了许久的事情。而辗转外语系本科，公共管理硕士再到环境学博士的求学过程，加上期间做过的几份工作似乎符合了这个跨越学科，行业的过程。这些经历和最近的专业学习让我深深体会到，理解环境问题需要开放的学科视野，丰富的知识结构。写下这些文字，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历和想法。当然，因我自身的局限性，我的视角是观察者而非行动者。

做了将近20年学生，但学习的美好和快乐，是这两年上博士期间我才体会到的。虽然简历上看来一路都毕业于重点校，可我从来都不是个好学生。这并非说成绩向来不好，而是我少有“用心”学习。各种调皮捣蛋，迟到早退，对抗老师贯穿了整个少年时期。虽然理直气壮的放言：“我喜欢了当然就会拼命”。但是和大多数青少年一样，除了“玩儿”我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喜欢的。这也难怪基本上所有我的同学得知我要申请博士的时候，都以“打死也不相信会是你”的眼神盯住我。奇怪的是，在小事儿上急躁毛糙犯迷糊，在大事儿上我却是个慎重的慢性子。中学时那么多次在被窝里思考人生的主题都是：如果开不成动物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都是我的梦想），我这辈子该干什么。每次都本着对自己负责又宽容的的原则安慰自己说“这事儿错不起也急不来，30岁之前找到答案了就好”。所以寻找自己成了我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主要目标，当以28岁高龄确定目标、申请博士的时候，我还窃喜提早了两年。

找答案的起点，是大学毕业。因为自己的性格和家人影响，出国从来都是我唯一考虑的选项。接下来在美国的五年，我经历了稀里糊涂的硕士学习，满足虚荣心的基金公司实习和忍无可忍的两年市场工作。对商业领域不同部门的经历，让我认清了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将美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比喻成“快乐的机器人（cheerful robot)”，他们“每天将自己出卖一点点，为的只是在夜晚或者周末找一些乐子将自己赎回”。这无比犀利地描述了我当时的感受。对现状越不满，对理想就越渴望。也许因为喜欢动物，我一直对环境话题有兴趣。可我很清楚迷恋一件没有做过的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它的浪漫想象上的，很可能只是逃避现实的借口。一定要真正参与其中，见识了真实面目，才能知道是否真的喜欢。于是我辞职卖车，打包回国。

在北京的两年，充实又快乐。抓住一切机会参与和环境有关的活动，认识了很多有志又有趣的朋友。然而小圈子的温暖遮不住我因为环境知识缺乏带来的底气不足，以及对自己的持续质疑。问号攒的越来越多且得不到满足，便渴望投入系统的学习和思考。于是时隔多年之后，重新考试申请签证。写自我陈述的时候时我常常被自己的焦灼和憧憬激动到热血沸腾。

2009年秋天回到美国，回到校园，一切都不同以往了。我开始享受学习，下课抓着老师提问，参加一切感兴趣的讲座，得空就看书，动力皆源于内心。那些因为理解了一个自然现象，更新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亦或是阅读时被精彩的理论震撼到的心理感受，是一种私密却真实的幸福。学校的课程设置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我目前已经上过7个系的课程。学科的多样性带来的不仅是广泛的知识积累，也是认识到不同学科多样的理念和思考方式的过程。这是一个让我的观点破碎又重塑、建立思考体系的历程。这期间，伴随着的是对自己、对国内环保组织，还有奋不顾身投身环保洪流中的一些年轻人的反思。

首先，投身环保的人，科学和人文知识都是必须的。 不同于美国环境运动初期的一些重要人物大多是自然科学出身，比如John Muir, Gifford Pinchot，Aldo Leopold, Rachael Carson， 国内的环境组织创建者很多是记者。他/她们因为目睹了自然和百姓所受伤害而挺身而出。感谢他们的真诚和坚持，草根环境组织挺过了初期的艰难创业。新的阶段里，年轻人则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挑战。环境问题细化，公众知识水平提高，信息来源多样，情怀和语言已经不够应付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曾经，那些简单有力的口号式宣传总让我瞬间斗志满怀，可是透过感性的表面，具体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要如何解决，却需要理性科学的分析。情绪化的表述方式，在初期可以感染受众，但是如果没有扎实的科学和逻辑作为基础，很难持续吸引注意力，也难以付诸实践。因为信息缺乏理性和科学，环保组织或个人的可信度下降，不但难以吸收具有科学素质的新鲜血液，甚至会沦为笑柄。另一个副作用是，对于感情和伦理的宣讲常常给人类似道德威胁的感受，容易让听者觉得有压力而心生反感，拒绝交流，这就进一步压缩了环保人和大众的对话空间。对于NGO的长期发展这些是非常不利的。同样，理工科相关专业的青年人，一样不能止步于了解生物结构、化学作用。环境问题，从来都不只是科学问题。如果徒有一身科学理论，不热心将知识传递给更多人，分不清科学和现实社会的界限，不明白其他复杂因素对于科学的制约，反而一味指责行动者“不懂科学，不可理喻”并与之对立，很容易就陷入犬儒。这也是上述科学家指出的问题所在。

将科学和人文进一步细化来说，做环境保护，要学会从多个角度理解问题。现代社会提倡专业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被切割成不同学科，每一个或者接近的几个专业里的人，容易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自说自话，专业之间缺少交流，更缺少合作，这无益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真实的世界不分文理，不分专业。任何单一的眼光，都只能看到狭窄的一面，而对整体问题失明。各学科之间都有差别，甚至相互冲突。我们了解的领域越多，思考角度越丰富，看到的便越接近问题的本来面目，也就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同时，知识体系也如生态系统一样是相互关联的，了解的点越多，产生的联系越密集，便越能触类旁通。弄懂环境问题，需要从不同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他们做出选择的缘由，尊重每一个个体，就是所谓“像一个人类那样思考”。比如说食品问题，农业科学，食品科学，营养科学，生物工程，环境科学，经济学，公共政策等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思考的出发点，代表的利益群体，提供的观点都会不一样。要弄明白问题，就必须吸收多方声音，综合理解。

美国的环境专业大多注重跨学科学习，目的是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理性看待环境问题的能力。加拿大作家格雷姆.吉布森说：“这个世界不存在环境问题，存在的是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这学期我上的一门名为“气候变化科学，看法，政策”课，由来自地球科学、环境传播、环境经济和环境法专业的四个老师共同授课，在课上他们的观点互相补充，也经常发生争论。有的学生不习惯这样的授课，因为没有人给出一个确切答案，越听越复杂。可正是这种立体的、复杂的视角才恰恰还原环境问题本来的面目。现实不是黑白两分的，每一个事情都有正反面。环境问题的产生常常包含多种缘由，也没有一种解决方案能让所有人满意。中国式教育中大部分题目都有且常常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造成了很多人头脑的懒惰和思维的局限。环保圈里有前辈有名人，我们很容易接受结论而不去考虑论证。同时，做环境容易有分明的好恶观，导致我们对某些议题条件反射似的产生好恶，继而选择性接受新信息，由此进入恶性循环，想法越来越极端。大多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例如原子能或者转基因，造成的后果好坏取决于他们被如何利用。我们常说相信所见的(seeing is believing)，实际上做的却多是看见所信的 (believing is seeing)。不分析信息来源，不计算“成本收益”的比较选项，用单线思维反对或者支持一种观点，常常是因为无知。

在获得信息无比便捷的今天，微博上充满了文理相轻，各种抱团。人们总是急不可耐的表观点站立场，支持或者反对都简单粗暴。在我看来，立场和态度，往往是最不重要的，对于年轻人，关键的是正视迷惘，认识矛盾，敞开头脑多读多想，提出问题并自己去找寻答案。不要纠结于具体问题的对错，而是要多思考为什么，然后才能寻找怎么做。巨大的冰山漂浮在海面以上部分只占总体积的10%，其余的90%都在水下。海上的部分正如我们第一眼看到的环境问题的表面，然而他们往往是海面下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最后结果。要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现实中行得通的解决之道，则必须潜入水下耐心分析思考每个切面。

我从和环境毫无关系的专业一步步转向学习环境。体会到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而每一个角度，都是有价值的。任何一种学科和成长背景，都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角。而做环境，是我们认识世界，体会人生，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只有当我们内心的世界越来越丰富才能和外部世界越来越接近，才能更加理解环境问题的原因并寻找出路。

归根到底，做环保和做任何事情一样，要想做好，就必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建造自己的知识体系，培养自己的判断力。选择从事环境保护作为职业，不是因为它更高尚，更脱俗，更有面子，而是它要求我学习更广博的知识，了解浩瀚的地球和复杂的人类社会，让我的内心更踏实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