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巧祎

尽管感到了正能量，但在座谈会、会下交流时间里，我仍能够感到代表们之间的“火药味”，也能感觉到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下，多样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互动，既有合作但又有竞争、冲突等特殊的关系。

遇阻的解决方法

此次大会在第二天晚上就安排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决方法沙龙”（Solution Sloan）环节，让每个女性领袖分享她们所在的机构是如何为气候变化灾难防御和灾后救助提供解决方法。与会者说的最多的就是，解决方法已经存在，关键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令其被政策制定者采用，并被更广泛的民众接受。

Kristin Graf来自风能女性联盟（Women for Wind Energy），她从小就喜欢科学工程学科，因为了解风能的巨大威力，本科的时候选择了工程专业，希望以后能成为风能工程师。而到大学的时候，她发现她的性别令她在男学生众多的学员中十分显眼。而理工科女生很少，在职业发展中也会遇到“玻璃天花板”。而她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现在风能技术其实已经发展得很好，只是很多技术因为经济、政治各种原因无法被采用。

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又完成了公共政策的研究生专业学习。 学习这个专业主要是因为，在美国，任何行业内的职业人士，都需要了解相应的社会政策、了解如何利用政治制度来为行业的发展争取空间，如利用美国的游说业、竞选超级委员会、竞选背书方式等等，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面临着化石能源产业强大的既得利益团体的“阻击”。另外Graf也表示，她希望能够多与人打交道，学会一些管理的技能。毕业后她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在管理层担任工作。这个组织建立了导师（Mentor）制度，每年都有行业内特殊贡献大奖的颁奖礼，挖掘行业女性杰出人士，也建立了一套会员制，通过匹配已经颇有建树的行业内的女性从业者与新入行的女性，帮助新人实现职业成长。她作为机构者需要思考如何寻找更多资源、更多导师、匹配更多需要帮助的新从业者

许多解决方法，如生态村系统项目、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沿海生态系统警报系统等都面临着缺钱缺资助的情况。有些项目则面临着改变民众的态度和行为这样的巨大的挑战。像倡导类的项目1 million women，它希望通过倡导发达国家的女性改变浪费习惯，实现“可持续的消费”，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倡导类的机构面临着扩张挑战，需要更多人、更多资金，同时需要一个评估体系去了解倡导的效果，说服更多潜在投资人。可以看出来，代表们都将这个会议当做宣传平台，寻找潜在的捐赠者，为机构项目寻找更多的聚焦曝光。

而另外一些创新的解决办法则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和利益团体的阻力。加拿大农民联盟的副主席Colleen Ross是有机食物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广者。她到过非洲、日本等许多地方进行种植试验，她说日本核泄漏后，农民回到了原来的田地种植，植物的生长可以减低土壤中的辐射量。她和希瓦博士都在推崇大自然有着强大的复原能力，但在推动有机种植的时候，却碰到孟山多这样的超级大公司的阻挠。

还有就是美国环保局律师Laurie Williams，她和丈夫两个人都是游说机构公民气候立法游说联盟(Citizens Climate Lobby.)的志愿者。由于美国目前仍没有专门的气候变化相关的联邦法律，他们从08年起加入这个组织，就一直在向民众倡导，向立法者提供普及工作。除了呼吁专门的立法，他们也呼吁用补贴返现制度替代现在的“总量管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的排放系统。不过这种“颠覆旧体系”的做法也是困难重重，一是要普及，二是要解决与旧体系和固有利益相关者的冲突。

依附系统VS挑战系统

我在会场上注意到了一位高挑的俄罗斯金发代表，她总和另一位年龄在五六十岁左右的女子在用俄语小声交谈，神情尊敬。对我来说，把100多名参会代表和女性志愿者们都识别出来真是一个难题。我反复与代表介绍手册的照片对比，确定她是我想采访的Nadezhda Kutepova。趁着休息时间，我冲上去和她搭讪。她同我介绍了与她一起的这位女子，说是她所在的机构Planet of Hopes的前领导Natalia Mironova。

Natalia的故事真是比电影还跌宕起伏。她原来是核电工程师，通过研究她知道苏联的核发展安全隐患很多。在苏联解体变动期，经过选举，她被选入地区议会任职。她利用自己的政治能力，收集受核电站和核武器生产影响的受害者信息。1991年，她组织了地区公投抵制核电站扩张，又在1992年发布了50万受害者的信息，并带着这些信息和请愿信和其他的组织一起到里约参加当年的地球峰会。她的努力让国际社会注意到了这些受核辐射影响的群体。她继续收集受害者的血样，并突破克格勃的围堵，跟他们斗智斗勇，把血样送至欧洲的实验室，进行分析研究。对她来说，联合国的平台，为她的机构提供了发声平台，她们的曝光也吸引到了许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她在所在的地区建立了详实的资料库、图书馆，保存这些信息，也教育民众核发展的危险。而她尤其自豪的是，通过她的努力，争取到了许多资金，而她用这些资金支持当地的年轻人去欧洲、美国接受教育，培养了很多物理、生物、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而这些专业人才为她创立的机构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

对于Natalia来说，联合国对她创立的机构的发展，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在大会上，也有不少NGO对联合国、世界银行这些巨型国际组织十分失望。大会第三天晚上，组委会邀请到了人权高专办的前高级专员Mary Robinson，UNFCCC的秘书长Christiana Figueres和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副部长Rachel Kyte。去年里约峰会时，我曾和朋友们一起为Christiana Figueres的新浪访谈收集问题，没想到竟在会场见到真人。她与当天的主持人是旧相识，主持人当年曾在她新官上任的记者会上，提了关于气候变化中性别视角的问题，还在拥抱时在她的外套留下唇印。Christiana说，至今都收着那件衣服作为一种提醒。尽管如此温情脉脉的开场，但随后的提问环节却有种暗流涌动感。

一名代表婉转表达，UNFCCC提出了性别视角这样的新概念，但却未能落实到实处，绿色发展基金至今都只是空壳，并质疑在未来的拨款中是否能真正体现出他们所倡导的“性别敏感性”。Christiana将绿色发展基金的责任推给了董事会(Board)，但代表并不买账。有人继续批评气候谈判主体的缔约方会议（COP）为何不将性别视角作为固定要求，让国家在递交的报告中，将性别作为一个具体的指标来衡量。而来自世界银行的Kyte又将责任撇清，她说COP作为谈判主体，无力约束各国政府的各种行为。各国的NGO要有效自我组织，集体施压，让各国政府提高参与意愿。Christiana更是说出，在气候议题中，提倡性别视角，并非是给予女性特别的优待，让资源过于倾向女性。

后来活动结束后，在电梯间就听见有几个代表说，感到被“冒犯”，联合国占据那么多的资源，却反过来指责各国公民社会不够有“组织性”，没给政府施压。也有代表抱怨世界银行拨付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贷款，她们认为这些贷款应该是拨款，应该是对这些深受洪涝、干旱等极端气候天气影响的地区的补偿。另外还有代表在会场内散发传单，要求大家签署反对REDD(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请愿书。此前我一直以为REDD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来自亚马逊流域、非洲地区的许多代表都在说，这个机制让坏人可以通过给钱来继续作恶，对于当地的环境破坏极大。

合作与竞争

与土著领袖Casey Camp Horinek的合影

气候变化议题的讨论，已经逐渐地从事实争论逐渐深入，它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伦理问题（Moral issue），关于它的讨论会涉及到人权（Human Right）、公正（Justice），涉及到代际责任，涉及到复杂的国家、国际政治问题，同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更多的资金、人才、资源往新方向聚拢。在引入新概念的同时，新的利益相关者也成为了这个议题的受影响者，当这些人群需要发声之时，原有的权利结构、治理制度都将受到新的冲击。

有代表说，联合国的各个部门相互间沟通合作不够，造成许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综合的议题，是否有可能让联合国的不同部门都能够在一个结果框架下，将分散在人权、妇女议题、农业、扶贫、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下的资金集中使用，否则各个不同的部门争抢资源，反而不利解决问题。但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过于理想。

在大会第三天下午议程中就包括了如何将大会的影响力继续，并持续为这些在不同机构、不同领域的女性领袖搭建一个持续合作的平台。此次大会仅为第一届，两位创始人都表示，非常愿意继续为这个特殊的女性团体提供持续的支持，但目前仍旧很难说，以何种方式支持，因此特设了这样一个环节，希望大家能够想出更多可行有创意的点子。组委会希望能够在会议结束之后，各个领袖们都能带入更多人，形成自下而上的运动，影响国内政治、对抗化石油气行业，影响国际谈判的进展。

有代表建议成立一个行动警报（Action Alert），代表们可以向组委会发送所在机构正在进行的倡导、请愿、游行的信息，其他的组织机构可以帮助在组织的网络内转发，并呼吁一起行动。但显然有些代表认为，机构代表不同性质的议题，有些转发还是不合适，可能会影响机构原先的愿景，也有人提到了人力物力资源和时间的考量。这涉及到了机构的战略性合作开展的问题。

这个大会虽然已经结束，但代表们仍旧还在继续修改起草她们准备的宣言。而一些新的合作也在不断产生。比如，来自亚马逊河流域的Amazon Watch一直在帮助当地的土著居民发声，记录矿业、伐木业等、水电开发等商业行为对当地水文、森林、气候的影响。不少关注该地环境情况和土著人人权的机构得以聚合。这是一个难得的合作契机，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创造更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