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教育是呈现和分享

————记我在台湾遇到的奇葩老师

文/杜婧

我来台湾之前一直认为台湾的教育很自由、开放，学生可以在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发展。但是来了之后慢慢发觉，虽然台湾的学生比大陆的学生享有更多的资源，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比如一个很普通学校的学生也能比较容易的获得政府资助去日本游学、去印度尼西亚做义工）。但是台湾的教育衡量学生的标准仍旧以“学习成绩”来划分，各个地区的高中补课班永远出于爆满状态；学生进入大学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期：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将来的方向是什么。念书、作报告是大学课堂的主要形式，每到期末刷夜拼绩点是常态。很多学生还是会按照主流社会所推崇的价值，按部就班的安排自己的道路。

Serina是我认识的一直身体力行反对这种教育的老师，她同时也是玉容有溪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她有一个自己的学堂，学堂会邀请很多非主流领域的“老师”来讲课。比如高级服装订制师——教学生如何通过穿衣来塑造独一无二的自己；舞台管理的老师——如何进行时间规划来完成multi-task；做宴会高级外烩的老师——如何处理在后台厨房中出现的紧急状况…..这个课堂的愿景是为学生提供一种可能性，让学生了解、参与那些少数派职业所做的事情，让学生思考真正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

在学堂上，Serina和学生一起听课，回应老师提出的问题，认真倾听每一个学生的想法，坦诚的和学生分享她的经历。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和颜色的故事：她说她最讨厌的颜色是粉色，因为小的时候，她的爸爸有了外遇，她的妈妈为了挽救婚姻带她去找她的父亲，见到父亲时，她父亲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带她和她妈妈去逛百货，并挑选了一件很精致的粉色的小洋装给她，她觉得那一刻她不是父母的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工具。从此以后她所穿的衣服里再没有出现过粉色，她说一看到粉色就想起那天的场景，闻到那天的阳光和味道。Serina现在的衣橱里全是清一色黑色的衣服，连她结婚时穿过的婚纱也都是黑色的。serina说颜色是她对人生的第一个反叛。

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撼，不是故事内容，而是讲者的身份。在我所接受的传统教育里，老师所塑造的形象都是完美的典型，老师所传递的也都是生活中不能怀疑的真理。Serina平静的讲述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老师是可以不完美的，她可以向学生真实的坦露她所经历的背叛和她的哀伤。对学生来说，也许真正好的教育不是回避和掩盖真相，而是呈现真相，告诉学生残缺是人生的常态，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是如何接受这种生活的常态，坦诚地去面对它。

在这个学堂上我也遇见了另一位值得我去记住的“奇葩”老师——廖维翰，他也在学堂中和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廖老师是舞台剧的导演和总监，执导了很多像《猫》《妈妈咪呀》等这些著名的舞台剧。在台湾及亚洲戏剧界很有影响力。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他是屏东农业科技大学的农学专业出生的学生——和艺术没有半点关系，而且现在这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大学时代廖老师凭着对表演的兴趣，成立了一个表演社团，天天不务“农”业泡在社团里搞“艺术”。据他说，当年他还很传奇的得到了一个全台湾最佳大学生男演员奖。毕业后，一心不想“务农”的廖老师决定去澳洲攻读戏剧，那时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全。他的父亲警告他：兴趣不能当饭吃。为了证明自己，廖老师只给自己买了去澳洲的单程机票，下定决心不学出点名堂不回台湾。他也真是在三年后拿到了澳洲国家戏剧学院的学位才第一次回家。在这里我就不讲述他那三年的励志故事，大家可以无上限的想象一个基本不懂英语、不是艺术科班出生的男孩子如何在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亚洲学生的学校里以最高荣誉毕业并且成为了这个学校的特聘老师。

除去这些光环和标签的廖维翰，课堂中的他是一个很“机车”的老师。经常会因为一个观点和学生吵到不可开交，但是课下和学生一起结伴去体验生活。像是在这堂课上，我就和他在讨论“中国的舞台艺术能否在体制中发展”这一问题时相持不下。但是下了课，作为吃货的廖老师热情的向我推荐台湾最正宗的小吃店，告诉我走哪些路线能够又省事又省力的找到这些小吃店，还声情并茂的讲述他如何为了喝到台大公馆的珍珠撞奶排队排了一个小时的糗事。在结束学堂时，他说自己当老师和做学生学到的一样多。

像这样的课堂我是永远不想下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