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栗鹓

6月25日下午，忽然接到学校的一封邮件通知，说26号全校关闭一整天，所有人不用上班。原因是26号是全市学生游行的日子，学校会被示威的学生占领。

当时脚上还带着架子的我满心激动的问当地的大学生朋友能不能带我去围观，顺便做做采访。他们看我一副行动受限跑不起来的样子，非常严肃的跟我说，“你还是算了吧，游行很可能发生暴力事件，你这一瘸一拐的，万一人家扔个催泪弹啊燃烧弹啊什么的你就中招了。”然后就开始给我讲他们是如何在屡次的学生运动中摸索出了应对催泪弹的最佳方法，包括如何防止吸入和一整套逃跑路线，那个专业程度听得我目瞪口呆。第二天从电视的直播画面上看，确实在数个地方都有暴力对抗的景象，骚动的学生向警察扔“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和石头，捣毁马路上的路灯等公共设施；警察则是使出了高压水枪和催泪弹，当天一共逮捕了100多名示威者。

这一个月的观察和了解发现，智利社会和民众对于他们的教育体系的愤慨，绝不亚于中国老百姓对于房价的失望。并且与中国的房价相似的是，智利高昂的学费让广大普通群众望洋兴叹。不仅高等教育如此，连中等教育（即是高中）也是这样的现状。如果说中国有“房奴”，那么智利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学费奴”——不贷款根本上不起学。学校的奖学金少的可怜，政府的补贴微乎其微。据研究表明，智利是拉美地区在教育上经济压力最大的国家。许多人毕业后就已经是负债累累，更何况找到的工作常常都不够还贷款。不仅如此，更加令学生感到失望的是教育质量的不平衡，以及现有的大学入学选拔制度（Prueba de Selección Universitaria）对中低收入学生的歧视。在智利，从高中开始，师资的配备就直接取决于学费的多少，越好的师资学费越贵。这样一来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没有钱上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赚不到钱，改变不了命运，只好重复这样的恶性循环。朋友跟我举了个例子，他所在的智利大学学费大概是每年6500美刀，而智利的最低收入是每月约364美刀。穷人家的孩子靠自己注定是上不起学的，除非不吃不喝。另外根据OECD的统计，智利的家庭年均收入是11309美刀。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家庭每年要花掉家庭收入的一半多来支持一个孩子上学，更不要说许多家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了。关于教育质量的问题，我倒是感触不深，身边的朋友多是在智利非常好的大学里。不过每次被问起对智利的印象，当我说“受教育程度很高”时，总是会得到一致的回应：你只是看到了极小的样本，众多普通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差强人意，学生也不怎么用心学习。

为何智利的教育会这么贵？这与智利多年以来奉行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智利可以说是IMF/World Bank经济学家的“掌上明珠”，是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三好学生”。著名的Chicago Boys说的就是一批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弗里德曼的智利经济学家。这批人后来回到智利，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贯彻到智利的国家治理中，彻底改变了智利的体制和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智利为什么会奉行这样的经济政策？这就与美国这只“幕后之手”有脱不开的关系。“智利计划”（Chile Project，也就是培养了Chicago Boys的项目）正是由美国国际合作协会（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前身）、美国国务院和福特基金会共同发起并资助的，该项目旨在“改变智利经济的三观”。有趣的是，这群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智利经济学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重视，他们的提议直到1973年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夺权后才得以进入主流社会。皮诺切特启用了多位Chicago Boys担任要职，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劳工部长、教育部长和中央银行顾问等把控国家经济命脉的角色多由这批在美国受训的经济学家担任。这不得不让人产生质疑，因为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也有美国这只“幕后黑手”的参与。1970年社会党总统阿连德通过选举上台后，美国方面担心智利成为“下一个古巴”，一直对阿连德执政下的智利进行全方面的制裁和施压，而CIA解密文件中也指出，美国为皮诺切特将军的活动提供了财力和物力支持。Chicago Boys得以重用是否属于美国干预智利内政的战略诉求值得探究，不过引用智利一位外交部长对“智利计划”的评价，“这是一项有组织的意识形态转移，从美国这个中心到一个在受其直接控制的边缘国家，结果是惊人的。”

从政治阴谋回到教育的话题上来。学费又是怎么涨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运行要“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同时要最小化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在这样一套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智利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举个例子，智利的经济命脉之铜矿业，其国有的比例仅占整个产业的30.4%。于是，在这样的市场化浪潮中，教育也被政府放手，投入市场运作。中央政府不再管理教育机构，而是将管理权下放到市政府。市政府因财力有限，私人经营的教育机构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项政策一开始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由于学校的增多，学生的入学率有所上升。然而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深入和经营者逐利的本性驱使，学费水涨船高，教育质量分化严重，逐渐让老百姓和学生们感到越来越失望。据大学的教授讲，其实在智利用教育来盈利是有违法律的，收取的学费只能用于投资到学校的运营或改善设施上。但是办学者能够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钻空子。比如很多办学者会成立独立于学校之外的公司，负责盖教学楼，然后再由学校承租教学楼，这样租金实际上完全是付给自己。用这种类似的手段，学校的所有者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从学生身上赚钱。

所以学生们的口号很明确：教育免费。学生运动从2011年爆发至今，已经持续了两年时间，期间不断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参与人数常常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仅2011年就有过8次。学生们通过罢课、占领校园、游行示威等活动表达自己的不满，学校附近随处可见吐槽的涂鸦。学生运动的组织方是智利大学生联合会Confech（Confederación de Estudiantes de Chile），这是一个由大学生们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在学生运动期间负责整合学生的意见并发起和组织游行示威活动。2011年以来的学生运动让Confech的发言人、一个23岁的智利大学地理学系女学生、学生的意见领袖Camila Vallejo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旋风。全世界的媒体都关注她的言行，拉美地区的许多人包括玻利维亚的副总统都是她的粉丝，她本人也被邀请在世界各地演讲。我在智利大学的朋友这么评价她，“当Camila递给你她的竞选传单时，你唯一的反应就是‘这妹子太美太性感了，我怎么能不选她？’”在她的领导下，学生拒绝与总统皮涅拉提出的降低教育贷款利率、增发奖学金的回应妥协。“他（皮涅拉）并不是真心要把教育还给我们，只是想打发我们而已。我们不能用贷款换贷款，受教育是我们的权利，必须免费，必须拒绝通过教育牟利的人，智利必须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改革。”

随着学生运动的扩大，学生们常常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教师联盟、矿工联盟就多次参与学生的示威活动。因此，教育改革在智利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被高度政治化了的议题。听朋友说，总统皮涅拉的民调支持率在学生运动后从70%直线下跌到30%，而这也直接影响了皮涅拉所在的中右党派在新一轮选举中的竞争力。在刚刚结束的总统候选人选举中，中左党派获得了多数支持，其获得73%选票的候选人米歇尔•巴切莱特曾承诺如果当选总统，则第一项任务就是终结盈利性教育、为实现免费教育而努力。

什么是学生要求的“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呢？或许过度放任的政府并不总是最有效的，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该出手时还是应该出手控制，否则等到利益阶级固化难以打破、矛盾不断积累之时，政治家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高涨的民愤和改革的呼声，而是政权的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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