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角落里的美好世界 ——记肯尼亚小额信贷项目参与经历

30个小时的飞行让我有点神智不清，我站在kisumu机场半手动的行李传送带旁看着两竹筐的芒果划过，我知道我终于在非洲了。

来机场接我的William告诉我，我和另外一个小额借贷项目经理Matt ，2个农业项目经理Lauren和Greg会住在一间 apartment 里。我很确定我听到 apartment 的时候，眼睛肯定是在放光的。

在William70年代的银狮汽车里颠簸了2个多小时以后，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不停的张望远方希望能看到我们高耸的 apartment,对窗外的一片片土房，铁皮房视而不见。车慢慢的驶离了公路，在一片泥泞中缓缓前行。又过了5分钟我们停在了一片铁皮房前，William说你们的apartment到了，我突然耳鸣目眩。

“Hopes and D”

这个挂着“Hopes and D”牌子的就是我们的apartment了。我是第一个到的，William把我放下便又去接其他人了。我很快的扫视了一遍房子，确信我和William对apartment这个词的理解相隔千山万水。屋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日后我们在里面发现老鼠的2张沙发。我呆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不停的在跳 “oh,no”。一群人纷纷苦笑，大家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突然远方传来一声枪响和一个女人的尖叫。我们迅速把门锁上用箱子顶着。手忙脚乱后，一片沉默开始笼罩着我们，接着屋子就停电了。

接下来的几天，这个地方着实把自己狠狠的甩在了我们脸上。我一直自诩见多识广，觉得文化冲击这概念就是矫情，但是在这我第一次开始真正理解了文化冲击。屋子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是装饰品，我们4个人每天得用最少一个小时去井边打水提回家装在一个巨大的塑料储水桶里。莲蓬头也是摆设，洗澡需要装一盆水然后用各种想的到的办法往身上浇。马桶是肯定没有的，一切都在室外的茅坑(latrine)里解决，每次上厕所都是一节很生动的生物课，每次拉开latrine的门至少50只虫子会在里面欢迎我们。每天晚上6点多停电以后，我们就开着头灯乐此不疲的讨论我们当初是怎么脑抽申请的这个项目经理。

但是世界是充满惊奇的，人的潜能也是很大的。在我们反复和项目协调人Josh确认了我们只能住在这个“Hopes and D”以后，日子反而慢慢开始变好了，毕竟这地方也不可能更糟糕了。我们开始研究最方便的洗澡方法，我们发现最右边的茅坑里有2只壁虎常驻所以虫子是最少的，我们把从井里打水变成了一项健身运动,我们把漏水的房顶给堵上了，我们每天都会举行打蟑螂比赛，我们学着当地人用手吃ugali (一种玉米粉)，虽然时不时会听见Matt嘀咕他有多讨厌这的食物。

SID与NISE

接着，我们的项目开始了。我们9个项目经理都是在去年10月份经过申请面试加入了总部在多伦多的一个名叫SID的NGO。SID起初是由几个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建立的学生组织，每年暑假都会在肯尼亚和秘鲁开展项目，去年经过大家一起的努力SID正式成为被加拿大政府认可的NGO。SID在肯尼亚的项目都集中在西部的Vihiga地区，在过去的7年里，SID在Vihiga地区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也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这些都为我们项目经理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出于传统和尊重，我们要拜访当地的酋长，官员，向他们阐述我们各自的项目，了解他们的需求，获得他们的帮助。

我和Matt的小额医疗保险项目是和当地的一个小额借贷机构 NISE 合作的，NISE在当地拥有很庞大的客户基础，仅在Vihiga地区NISE就有1200个小额借贷小组。我和Matt一致认为如果能和NISE合作，首先在他们的小额借贷小组试行推广我们的医疗保险项目是最好的一种推广方法。我还记得我和Matt第一次小心翼翼的把我们的想法，模型呈现给NISE董事Jaqueline，她不仅非常愿意和我们合作而且她对这个项目的期望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至于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和Matt不得不时常提醒她放慢脚步。

有着NISE的帮助，我和Matt的小额医疗保险项目进展的很快，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社么，但是具体工作的时候还是很痛苦。我跟着NISE的工作人员Mishak去散布在周围村庄和城市的借贷小组做数据调查。这些小组成员大部分都只会说Swahili（东非很多国家通用的语言，我得先把问题用简单的英语解释给Mishak，他再翻译成Swahili问小组成员，最后他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英语告诉我答案。借贷小组的聚集地也是千奇百怪，有在家里的，有在车站的，有在市场的，有在餐厅厨房的，最神奇的一次是我在一个挤满疟疾病人的诊所用了3个小时询问他们需要哪些医疗服务，可以接受的monthly premium,解释保险的概念。出了诊所以后，我足足花了五分钟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确认了我身上没有新咬的蚊子块。

在我们做完了所有数据调查之后，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我们发现当地人得病的频繁程度和严重程度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问卷上有一个问题是“你的孩子在去年一年中得过几次疟疾”，我们得到的大部分回答都是在10次到40次之间，这让我们当目结舌。通过与当地医院的接触，我们了解到对疟疾最便宜的治疗需要250先令左右，而我们最初定的每个月保费是200先令，这就意味着在几乎每个投保人每月都会得疟疾的情况下我们的医疗保险光是负担疟疾这一种疾病都会有很大压力。我们最不希望看见的情况便是在当地人本就对保险概念了解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出了钱却得不到应有的服务。接着，是我和Matt的几场激烈讨论和不欢而散，然后我们都逐渐意识到如果这个项目想要有可储蓄性而不是依靠不断的外界资金注入，我们只能提高每月保费再加上与医院协商取得优惠。但是提高每月保费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最底层最穷的人群，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我们挣扎了很久，最后只能决定先提高保费，等到客户基础稳定之后再扩大受益群体。这样的一个现实和长时间的挣扎让我理解了NGO工作的不同，以往在第三世界国家做义工我似乎总是有着无限的资源。在那时看来，不管是支教，孤儿院工作，建学校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怎么样让有限的资源分配的更合理，怎么样让一个项目可以自己维持自己发展。

除开这些小小的困难和惊喜，大家的项目都还是有条不紊的在前进。Greg联合了当地的木瓜农民在筹备一个木瓜果酱厂，Mary 和 Kaitlin准备着第一个除虫日。我们和医院的洽谈也进行的异常顺利，当我们呈献项目的介绍和保险条例之后一切都很简单，我们在3天内与3家医院确定了合作关系。当然还是有代价的，有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很好问，会议被拖到了傍晚。当我坐着piki piki（摩托车的士）回到镇上车站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至今没想通那些摩托车司机的砍刀和步枪是从哪蹦出来的，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把我给围住了。夜晚让他们变的很有攻击性，我对奇异的经历从不抗拒，但是我相信被砍刀或者步枪顶着头肯定会是很不愉快的，只能乖乖就范，全身被清空。

之后就是更多的会议和准备工作，Mishak接到了很多当地人的电话询问我们的项目什么时候开始运行，NISE的员工主动成为了第一批客户。六月中，我们的小额医疗保险项目会正式开始运行，很开心。

开始工作以后，很奇怪的有时候甚至会很期待回家，回“Hopes and D”。我们的安排越来越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出发跟着当地人晨跑，跑到半山腰的地方从一个老奶奶那买 Mandazi(炸的面团)吃，然后折回早集市买芒果和鸡蛋做午餐。每天晚上停电以后我们就点着蜡烛看 Breaking Bad。每周五上午所有的项目经理和一本正经的项目协调人Josh开无聊到底的项目预算会议，每周五下午我们去另外3个医疗项目经理住的地方喝Tuskar啤酒，踢球。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都是特别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