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与“失败者”

文/庄巧祎

2012年的最后一天，我去朋友家里吃新年火锅，上西区的纽约公寓里挤满了近20个人，大家端着碗吃饭聊天。两个台湾姐姐正在激烈地聊着，我捧着食物凑了过去。一头毛躁长发、说话极快的姐姐在纽约学声乐，而另一位声音轻柔，头发及肩的姐姐在纽约学表演。她们在聊怎么样在纽约办一个音乐剧，都有哪些资源。围在她们身边的人都在问，这边的表演教育是什么样子，都有哪些不同的表演流派，表演对个性是否真的有解放的作用。学表演的姐姐说，自己为了在纽约生活，实现自己的表演梦，各种工作都做过，辅导老师、酒保、保姆，她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演员”。确实，这些经历帮助她去体验生活，有机会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学唱歌的姐姐更好玩，她在纽约教钢琴，跟我们说了许多让她快疯掉的琴童们的故事，把我们逗得都笑弯了腰，她最希望一天里面把课都上了，然后一个月的房租就有了。她在说着自己筹划的音乐剧时，眼眸闪着慧黠而热情的光，从动作到神态都好有音乐剧的感觉。

前几天，临下班收到好友凯撒的短信，约在纽约中城的Hell’s Kitchen一起吃晚饭。 虽然中城去过很多次，但是一直不知道哪一片地界是“地狱厨房”，一听就是有许多好吃的地方。凯撒是菲裔美国人，是我在研究生院的学长。我们已经有半年没见。

上次见面，我们一起逛了现代艺术博物馆，走到洛克菲勒中心时一起分享了一个巨好吃的芝士蛋糕。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因为经济不好，他仍未成功找到一份全职的工作，之前在一个NGO实习了半年，但是并未变成一份给工资的全职工作。他当时还要上晚班，在布鲁克林一家酒吧当酒保。他以前在公关公司工作，因为对国际发展感兴趣，他也在国际组织做过短期的合同工，也有了许多机会到处走，非洲、东南亚、南美都去过了。

我们走进Hell’s Kitchen一家泰国餐厅，点餐吃饭。他告诉我，他现在在纽约市里的一家医院工作，主要的职责是协调技术人员和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他非常能说善道，而且性格特别好，我想这也是让他能够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吧。他当时随身带了个大包，我问他，他是准备要去哪。他说自己现在还是打两份工，早班朝九晚五，下了班就去酒吧工作，然后到办公室的沙发上睡4个小时，醒了就在医院里冲个澡，然后继续上班。他正在准备和自己的表弟一起在纽约租个房子，因为他现在住在姐姐家，姐姐家在纽约外围的郊区，还需要坐巴士才能到。他每周回去一次，换洗衣服，补充物资等。

我们吃着绿茶冰淇淋，他说：“在纽约生活，并不容易。我和表弟打算在布鲁克林租一个好一点的公寓，两个屋子，一个客厅，起码就得2000多，平时还得有聚会、买衣服什么的花销，单靠一份工作都很难攒钱，而且搬新房子还得交各种押金和中介费，所以还是要努力工作先攒点钱，我还有每个月1000多的学贷要还。” 他的家人资助他读完了学费高昂的本科，后来他借了学贷继续上研究生，拿了双学位。因为是菲律宾移民，他说自己也做过菲律宾的传统职业，当过男菲佣。他特别喜欢小孩子。照顾过很多好玩的孩子，他还分享了许多照顾孩子的贴士。以前他曾经参加许多社区服务，给少数族裔社区里的孩子上手工课，也去过南美洲教孩子英语，他当男菲佣的经历让他能够很好的指导孩子学习。他有8年的发展类相关的工作经验。他本科毕业于纽大的传媒专业，所以他有许多宣传和影片制作的经历。他喜欢到处走，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学习不同的语言，他的新年愿望是让自己的西班牙语写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从吃饭的泰国餐馆出来，我们走回42街的巴士站，他说Hell’s Kitchen这里曾经是许多青年帮派团伙盘踞的地方，街头火拼、毒品买卖的事情都曾经发生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说，这些年轻的帮派成员其实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附属感，与同龄或同类人的联系，所以加入了帮派。我们在巴士站拥抱分别，他说如果搬了新家会请我去house warming party。

他走了之后，我就从车站坐上地铁，在地铁的摇晃中，一边思考，一边发呆。住在法拉盛这块纽约飞地的一个好处就是，每次坐地铁我都会有机会，理理思绪，发呆沉思。我想到了前几天重温的《阳光小美女》，里面那个发哑誓的哥哥在湖边说，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选美赛。在每一个选美赛里，都有一群人在定义“成功者”和“失败者”。1月份的时候，因为工作不顺心，我被自己是个“loser”这样的情绪困扰，我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时，盯着我的眼睛说，不要让别人的评价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定义你自己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和人生去寻找意义，而不是让别人的标准去指挥你。

而我发现，像是那些年轻的帮派少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习惯于从他人身上寻找自我，或者通过传递不安全感去取得一种短暂的安全感的幻觉。我大三的时候，旁听过学校的心理学专业旁听发展心理学的课，因为那门课的老师是美国人，全英文上课。我最感兴趣发展心理学里面讲青年人的“社会化”过程的部分。我觉得最有帮助的是，我学会跳出自己去观察青年社会化这个现象。我常常会拿自己来做”研究样本“，这种观照态度，让我对自己的认知多了许多的客观，同时也减轻了许多的焦虑，也让我对身边与我在不同的背景下长大的年轻人们多了许多好奇和观察。

那个时候我在准备GRE，一门心思想着出国，不想保研，因为觉得自己对正在学的专业并没有那么热爱，其实要选什么专业也不知道，参加很多课外活动，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常常觉得压力大，对自己未来的角色，自己要走的路完全是一片模糊。我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在看到自习室几乎人手一本的红宝书，还有同样跟我一样不知为何一股劲儿想出国的同龄人时，我就觉得稍稍平静一些。

在大四，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未来人生的发展方向，因为我拿到了理想的offer，可以在研究生院重新开始学习我喜欢的专业。到了美国念研究生，我发现，对比美国的年轻人，普通出身的中国年轻人能够得到的支持和机会真是太少了。我的朋友们很多都是拿着学校的奖学金、政府的奖学金，去过很多地方学习，好多人都参加过Peace Corp,去世界各地做志愿者。我所在的学院简直就像是一个小联合国，遇见的好玩的人就更多了，在非洲做志愿者的，在东南亚教英语的，在南美洲搞生态的，学院学生的平均年龄有27-28岁，有的甚至是工作超过7年被派来受训的。在研究生院的Party就一点都不疯了，直接就有朋友说，本科都玩过啦，都已经烦了去酒吧喝酒这些事情了，大家谈天都是在说工作，或者找工作，因为我的学院是美国最好的公共关系学院，许多同学都立志在政府工作，或者做外交、公共外交和非盈利组织相关的工作。但是因为经济状况的原因，美国正在大幅度削减联邦政府的工作，这也让许多同学都只能做着免费的实习等待机会。

我像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拖着行李搬家到了纽约，希望可以在这个繁华的异乡寻找一个属于我的位置。毕业照上的我，穿着有代表学校的橙色衣领的黑袍子，享受着毕业生特有的福利——爬在学院门口的林肯像上拍照。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多未知和精彩在等着我，一切都似乎是明晃晃的亮色，正如大四毕业的时候，我们在民国风情的校园里，在参天的梧桐树下欢声笑语，在照片中留下了靓丽的笑容。不过生活很快就开始显现出艰难的一面。毕业后就同父母说要努力做到经济独立，但是在纽约高额的生活成本下，一切都显得举步维艰。幸运的是，我的父母都很支持。我的迷茫更多是在找工作上。许多申请投出去之后总是没有任何回应，对自己能力的怀疑是最可怕的。

成长和社会化的过程对我来说，并非一帆风顺。在经历过了找工作的艰辛，突然丢了工作的恐惧、还有再次拿到新工作的诚惶诚恐，我每走一步都在认真地总结思考，自己在这些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不足和缺点。而我觉得非常庆幸的是，这些跌宕起伏都是在纽约这座城市发生，因为我在这里碰到了各种多彩多样的人生，每一个鲜活的声音都在不停地告诉我，生活并不是只有一个标准，像是工作、工资，去衡量你是“成功者”或者“失败者”，而发自内心的平静和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的勇气才应该是定义自己、支持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外人的评价和各种嘈杂的所谓“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