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泓翔

“你们观光客往往满眼的沙滩啤酒，却看不见里约热内卢是这个世界上最隔阂分明、两极分化的城市。喏，比如那座山，隔开了 游客热爱的南区和大量贫民窟坐落、几乎可以说被遗忘的北区。”啖着巴西的轻啤酒，透过厚厚的镜片，伊凡向着窗外的基督山眺望。这位头发皆白、走路一瘸一拐 的老者，是巴西最大传媒集团“环球电视”的一名退休记者。

 

我们的对话发生在“勒布朗购物中心”。勒布朗区是里约 的一个典型富人区，而勒布朗购物中心则是这个富人区最有名的购物中心，充斥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当夜幕低垂，透过顶楼咖啡厅的大落地窗，你可以看见里约 璀璨的灯火：那些灯火，既来自于都市的繁华，也来自于贫民窟们的喧嚣。

 

“我从来没有去过贫民窟，为什么要去那样的地方？”吉西丽是一名年逾五十的大学教师，住在里约的大湖边上高级公寓里。像绝大多数里约市上流社会的人一样，她从未去过贫民窟——尽管它们近在眼前。

 

这里有Copacabana和Ipanema长沙滩，这里有张开双臂的基督巨像，这里也有六百多个贫民窟。欢迎来到里约热内卢，这里是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预定地点。

荷西尼亚和贫民窟摄影师

“我 至今记得小时候说自己住荷西尼亚时其他小孩子的反应：他们远远地逃开了。”里昂那多·利马今天过着颇为体面的生活。为了能够对贫民窟进行报道，环球电视从 2012年开始实行了一个项目：招募来自贫民窟的年轻人作为特约记者以对贫民窟进行报道。得益于该项目，在里约最大贫民窟荷西尼亚长大的里昂那多获得了一 份在同辈看来梦寐以求的工作：环球电视的记者。

 

“我至今记得，获得工作的那天，我Facebook（脸书）上的 好友们给我发来了数不尽的祝贺。在里约，环球电视是最好的工作单位之一。”里昂那多说。环球电视台没有看走眼，靠着攒钱买下的单反摄像机，他拍下了荷西尼 亚的变迁，并获得了多项摄影大奖，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贫民窟摄影师”。不过，他直到今天仍然对身份带来的阴影耿耿于怀。

 

离 荷西尼亚的市集五百米的地方，是一个高尚住宅区的“时尚购物中心”。从荷西尼亚往那走，是一条通往海边的路，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从贫民窟去那里的或往回走的 人。在里昂那多的眼里，来自贫民窟或是来自高尚小区，行人的身份轻易可辨，从穿着，化妆，乃至体型、肤色。他清晰记得儿时母亲带他走这条路去高尚小区里为 人家打佣工的种种经历。

 

随着里昂那多，笔者穿行在贫民窟荷西尼亚的大街小巷。

像绝大多数里约的贫民窟一样，荷西尼亚位于半山腰上。在白天，沿着主干道蜿蜒而上，你会震惊于它的繁华热闹，似乎看不出这和一个普通的小镇有什么区别。然而，路旁荷枪实弹的“镇压警察”却在向你暗示这个地区的危险。

 

“几 个月前，我们的两个同事才死在了这里。这个叫‘199’的荷西尼亚入口处。错综复杂的小巷和附近的森林，为黑帮毒贩提供了极佳的藏身之处，我们无法剿尽。 实际上，我们被派来的任务只是把大型武器进行收缴而已，并不是真正消灭黑帮与毒贩——那是不现实的。”蒂亚戈是一名路上的镇压警察。

 

自从2009年开始，巴西政府对里约市的贫民窟实行“镇压行动”，即对各主要贫民窟派遣专业化部队对毒贩黑帮等武装力量进行清剿，并设置新的驻扎和巡逻点，从而改变贫民窟的治安环境。

 

里昂那多亲历了镇压警察进驻的那一晚，并且偷偷在阳台上设置了相机进行记录：夜深，戒严，街上空无一人，坦克进驻的轰鸣声之后，也听不见枪响，但是当黎明来到，很多人已经被逮捕，荷西尼亚变了。

 

“新的道路逐渐被修建起来，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体育场都逐渐被设立。现在的荷西尼亚，已经不是那个你随时要担心生命安全的地方了。我深知不断摄影记录的重要性，因为我看到荷西尼亚每年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里昂那多感叹。

那不堪回首的夜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踏入贫民窟了。”布鲁诺的童年是在邦苏瑟索（Bonsucesso）度过的。那里严格意义上并不是贫民窟，但是却被数个大贫民窟夹在中间，因而，对布鲁诺而言，人死在面前根本不是什么小说里的事情。

 

今天，28岁的布鲁诺住在波塔法格区，这是一个不穷不富的繁华地段。而在2006年以前，他住过了数个在里约“北区”的贫民窟，而邦苏瑟索的经历是他最难忘的。

 

“12 岁时，我刚走出校门，就有人过来逼我拿一把枪给学校里的一个人；14时，我和朋友在街边一个小店喝酒，旁边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踩了一起，站起来直接就开枪把 那个人打死了；15岁前后，在街上的电线杆上，一个孕妇被杀死并吊了起来——她身为一个帮派的人，却跟另一个帮派的人好上了。我们那里，有三个主要帮派： 红色司令官，第三司令，朋友会。帮派之间为了抢夺毒品生意地盘，总是武斗不断。”布鲁诺讲起童年时的经历，笔者听得瞠目结舌，好半天反应不过来，就吐出了 一个“酷”字。

 

“酷？你如果看着这样的小说是很酷，但是当你实际生活在这样的小说里面，就不酷了。”

 

尽 管生活得提心吊胆，很长的时间里布鲁诺却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他在那从1995年住到了2006年。在他的童年，父亲作为一名流浪艺人长期不在家，而母 亲靠帮人打零工度日，每个月只赚700-800里约尔，比最低工资就高出两百左右。那时候的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从那里搬出来。

 

“在 邦苏瑟索，我们77平米的小单元房是五万里约尔，现在我住的波塔法格的44平米的单元房，则要75万里约尔。”布鲁诺介绍，直到后来父亲混出了名堂而他也 找到了一份摄影的工作后，他的生活境况才发生改变。当听到记者希望去贫民窟看看后，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份疯狂：“是我的话，就宁可永远不去那样的地方。”

 

这样的童年在贫民窟出身的里约孩子那里并不是罕见的。里昂那多说起童年“趣事”时谈笑风生：“有次我们踢足球，一个球员因为拖欠毒资，突然就被人开枪打死了。当时我觉得好遗憾：球赛，就这么结束了？”

 

今天，大多数的贫民窟已经被镇压了。但是，仍有少数贫民窟还处在这样的状态。是的，近代历史小说和现代发展故事，共存在这所都市之中。

世界杯和奥运会：贫民窟的曙光？

“你觉得奥运会后，你们的镇压工作还会维持下去吗？”笔者问蒂亚戈，荷西尼亚的镇压警察。

蒂亚戈耸耸肩：“伙计，我真的不知道。”

镇 压警察毫无疑问给里约的贫民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为了迎接世界盛会而实行的项目，因为过于昂贵，许多人在质疑该项目的可持续性。除了报酬高于 贫民窟原有的普通警察，大量新增的人手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因而，没有人知道奥运会之后，该项目是否会被继续下去，贫民窟是否会回到原来的黑暗。

 

一个最主要的担忧，来自对政府腐败的痛恨。

“民主国家？我们的民主是有钱人的民主。记住，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人们活在其中，感受着它；一个假的民主国家，人们不断地提醒你：你活在民主国家。”布鲁诺对世界盛会充满悲观，认为那只会让腐败的既得利益者获得更多的利益。

不过，改变也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今日的贫民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电影里恐怖的“上帝之城”了，无论这些改变是由什么带来的。

 

在荷西尼亚，新的英语培训学校开起来了，因为相信世界杯会带来更多参观贫民窟的游客，一些人开始学习英语；

在巴西，私立大学昂贵，而公立大学难考——尤其是对教育基础差的地区。但是今天，为了让贫民窟出身的年轻人也有受教育的机会，巴西政府为这样的人提供私立大学的大量奖学金；

 

很多贫民窟出身的女孩子从事于性服务业，虽然色情服务在巴西是合法的，但是由于社会歧视，她们的权益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会面对被嫖客抢劫勒索而警察拒绝受理的情况。由于预期到世界盛会将带来大量的“商业机会”，她们成立了自助组织，要求获得更多的社会权益和保障；

许多的志愿者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教授贫民窟的人一些技能，也包括讲授妓女们英语，好让她们少一些被外国嫖客欺骗；

大量的贫民窟联合起来了，成立了CUFA贫民窟联盟——因为贫民窟人口在投票人口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希望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

 

后记

2013年3月16日周日凌晨两点，笔者来到了贫民窟荷西尼亚的桑巴舞学校，参与贫民窟特有的深夜周末狂欢：Funk派对。

这是一种上流社会视之粗俗的派对：无论是歌词，还是他们特有的“舞步”。然而，这种贫民窟特有的深夜狂欢，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和外国游客在凌晨出发去贫民窟参加——冒着被抢劫的风险。在里约的青年旅社中，甚至有组织去这种派对的服务。

 

“让我们拥抱欢乐的荷西尼亚！！！”摇滚歌手在舞台上摆出巴西的胜利手势，台下欢呼声排山倒海。派对结束时，已经是五点左右，里约的黎明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