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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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光辉道路成员艾迪丝·拉格斯在1980年面对媒体

1980年代，因秘鲁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首都利马以外的民众被边缘化，毛派共产主义武装“光辉道路”兴起并与政府军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内战。这场动乱导致了69000人死亡。据对此进行调查的“真相委员会”称，尽管光辉道路造成了其中半数，同样滥伤无辜的政府军警也要对三分之一的死亡负责。今天，光辉道路已经被国际社会定义为恐怖组织，而它最后的党徒也沦为丛林里的小撮毒枭。但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秘鲁并没有彻底消失。——题注

 

“他们太年轻，不知道历史。”利马一个旅店老板里卡多尝试解释为什么“穆法德”组织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年轻支持者。

 

穆法德（MOVADEF，“宽恕与基本权利运动”）被认为是秘鲁武装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的政治左右臂，持激进左派信仰，一直在主张释放1992年起坐牢至今的光辉道路领导人古兹曼。在他们看来，光辉道路进行的爆炸与暗杀并不是恐怖活动，而是一场呼唤全民真正平等、不得不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的革命。

 

当然里卡多和大多数秘鲁人并不这么认为—对里卡多而言，十年前发生在他家附近的炸弹袭击仍然是一段挥之不去的心理创伤。

 

据穆法德首席律师马努埃·法赫德称，该组织现在拥有秘鲁15%人口的支持，有4000名注册成员。其中，60%的成员是学生。

 

 

红色学生

光辉道路的最早支持者便有大量的青年学生。

 

1982年9月2日，刚刚19岁的少女艾迪丝·拉格斯在阿雅可查一场光辉道路与军警的冲突中死亡。在这个光辉道路的发源小镇，上万人参加了她的葬礼，抗议政府、军警对人民的暴行。

 

在秘鲁的国家历史博物馆，艾迪丝17岁面对媒体的照片被陈列着。她姣美而稚嫩的面庞里充满着坚毅和肃穆。那时，她已经是光辉道路的最年轻骨干成员之一。面对严重的农村边缘化及政府腐败失职，她参加了这场旨在实现社会正义的运动。

 

今天，学生仍然是参与这场红色运动的主体。

 

“我们是私立大学，学生多是来自上层社会，所以穆法德在这里没有支持者。但是我知道在公立大学如圣马可斯大学，穆法德有很大的学生基础。那些人被称为‘红色学生’。”在利马圣马丁大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员对笔者说。

 

“光辉道路和穆法德现在都是敏感词，尤其是学校，因为现在他们在开除他们的支持者。”马莉，一名利马的新闻工作者告诉笔者。

 

据马努埃承认，圣马可斯大学，这所他的母校现在有一百名左右的穆法德支持者。

 

这所南美洲历史悠久的名校有多年学生运动的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的学生运动在秘鲁内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军警曾多次进入这片校园并逮捕怀疑为光辉道路恐怖分子的学生，导致了众多死亡与“强迫失踪”。1988年，当冲突激烈时，军警对圣马可斯大学示威的大学生开枪。赫南·波佐·巴里安妥思，一名社会科学部的学生在此中死去。

 

“在社会科学部，人类科学部和法学部，现在都有着穆法德的学生成员。你无法轻易辨认出他们，除非你听到他们的政治讨论。”安东尼，移民圣马可斯大学社会科学部的教授说。据他描述，穆法德的学生成员在学校里活动非常隐秘，经常在厕所之类的地方签署文书等。

 

“那些人会在经过你时突然塞给你传单。”阿隆·曼迪奥拉是圣马可斯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他声称自己并不认识任何穆法德的成员，但是听说过他们的结社方式。“他们通过个人关系吸纳成员，尤其是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学生。”据阿隆描述，之前穆法德社团在学校里也曾经高调过，然而，随着三个月前三名成员被学校开除，这个社团又再次把自己藏了起来。

 

“这是一个何其愚蠢的做法。那些学生很多来自并不富裕的家庭所以才对社会上层充满了怨恨，如果他们毕业了进入工作，便自然会脱离这种组织。然而，随着被开除，他们离中产阶级社会离得更远了。”在阿隆看来，用这种方式限制学生的思想，并因为一些思想而开除来此求学的学生，是既不正确也不理智的。

 

无独有偶，“秘鲁今日”网站的一篇专栏也指出过，这种高压政策不仅相当于把穆法德的活动逼向地下，而且还把这个组织塑造成一个“受政府迫害者”，让它更容易受到愤世嫉俗年轻人的欢迎。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对光辉道路“恐怖主义”的谴责便失去了效果。

 

“在一场战争中，政府当权派的舆论宣传战争不是很可以理解吗？”马努埃说。

 

 

高压对恐怖

由于穆法德势力近年来的活跃，秘鲁政府决定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它试图注册为正式政治政党的申请被驳回之外，总统胡马拉正在提议实施一项严格的新法律：对任何“否认，最小化或者提供解释”光辉道路罪行的个人实现四到八年的监禁。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恐怖分子狩猎’。”伊斯潘拉兹是一名利马的中年妇女。对于一些年纪大的秘鲁人尤其是农村居民而言，秘鲁政府公开表明旨在“检查思想”的法律与九十年代的“恐怖分子狩猎”如出一辙。在那一次对光辉道路的镇压运动中，成千的无辜者被指责为与光辉道路有关或支持他们，因而受到监禁、折磨，其中死者不计其数。

 

“那个年代，对光辉道路的强硬手段被认为是必须的。”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关于那段历史的纪录片中这么说道。

 

对恐怖主义的强硬应对在九十年代的秘鲁便已经带来过道德困境。早在1990年一份提供给美国国防部的研究中，学者哥顿麦克康密便指出了秘鲁政府的两难抉择：如果对席卷全国的光辉道路进行宽容，那么秘鲁的政权便岌岌可危；如果对获得一定民心支持的光辉道路进行镇压，那么它本身在动摇的执政合法性便更加被削弱。

 

秘鲁政府最终决定了采取后者。它通过了一部较之前广泛的反恐怖主义法，对任何有意支持或者协助“恐怖分子”的人或组织施以严厉惩罚。这部法律为他们武力清除游击队奠定了基础。“它被证明是一个逐渐受困的政权绝望的举措。”麦克康密说。

 

这种强硬手段确实是有效的。1992年，光辉道路的首领古兹曼在利马被逮捕，而他的组织也迅速陨落，从当时席卷秘鲁的红色武装沦落成今天在丛林里与毒贩勾结的一小撮武装力量。

 

也许因为这段历史，直到今天，对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在秘鲁仍然盛行。

 

秘鲁驻阿根廷大使尼古拉斯·林奇在2012年11月在公众舆论中被迫辞职，其原因是他接见了在阿根廷向他请愿的穆法德成员。尼古拉斯对公众予他的指责很不服气：“穆法德的人们来了，我允许他们进来，坐下来听他们讲他们的想法和愿望。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使馆是所有秘鲁人的家。”

 

在尼古拉斯眼里，他的做法是一种很开明的态度，而会面本身并不说明他支持穆法德的任何主张。

 

只是秘鲁人不能接受他的“开明”。

 

“光辉道路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任何支持者都应该进监狱。”奥拓拉是一名纽约的秘鲁移民。五十岁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光辉道路的任何危害，但是他根深蒂固地相信光辉道路是一个罪不可恕的组织，并且不能允许任何人替它辩护。

 

“同情光辉道路和穆法德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诶，他们一定是罪犯吧，所以都在监狱里。”玛丽安娜是一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秘鲁留学生。

 

 

边缘的声音，边缘化的声音

穆法德组织位于利马郊区一个破落的小巷里，只占据一幢三层楼房的二楼，并且没有任何标识。这个社区在利马的富人看来，其治安不好和贫穷是闻名的。

 

“穆法德？是我们楼上那个政党吗？”穆法德组织的楼下是一户看上去并不富裕的普通人家。在他们看来，穆法德只是一家普通的政治组织。他们和穆法德的成员并没有多少来往，也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看法—和绝大多数秘鲁的上层阶级不同。“我只知道他们白天经常去大学，晚上才在。”那户人家的一个大妈对笔者说。

 

“我们的组织是社会底层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努埃说过社会底层民众构成了他们占15%人口的支持者。这个说法并不一定是空穴来风。只是在秘鲁的主流社会中，那些人的声音并不是容易听见的。

 

“我一次搭便车时见过一个支持穆法德的人，那个人听着秘鲁的红歌，对着我抱怨政府有多不好和他们有多好。但是我当时心里在想的只有怎么跳车。”索菲亚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员工，在她友人位于利马富人区的洋房露台上，她对笔者讲起那段对她而言心惊肉跳的经历。“他说要保持联系还给我名片，我一跟他分开便把那名片扔了，谁愿意跟他们这些人来往！”

 

像索菲亚这样的人是秘鲁的多数。在笔者采访的数十个秘鲁人中，只有阿隆表述了理解穆法德成员的必要。

 

“那些安第斯地区来的学生很可能见过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好人。”根据阿隆描述，来自安第斯山区的学生们在二十年前很可能有亲人在那场对于光辉道路的镇压中被作为恐怖分子逮捕甚至是处决了的。因而，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光辉道路的恐怖，只有政府军的残暴。这样的状况下，他们如何还会相信媒体和“社会主流”对于光辉道路和穆法德的一边倒谴责呢？

 

“穆法德是恐怖组织？我们的政府和那些上层权贵才是！看看利马，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奥兰多是一名利马边缘社区的居民，也是穆法德的支持者之一。抚养着两个孩子的他，每个月只有打工得来的750索尔，接近于秘鲁最低工资。在他看来，秘鲁经济发展的好处丝毫没有落到他这样的底层贫民那里，而光辉道路及其背后的共产主义理想便是打破这个社会现状的希望。他真诚地盼望着古兹曼能够出狱，能够用革命改变这个国家的分配不均。

 

“作为一个文盲和赤贫者，我不抱怨自己的贫穷，但是我会全力战斗，从而让我的孩子进入社会里的上流社会。”奥兰多说。

 

“如果他们能够争取到对现总统胡马拉失望的人们，穆法德会变得极具威胁。”共扎罗是秘鲁的社会学大学教授，也是光辉道路运动的主要研究者之一。他指出，随着本来倡导解决分配不均问题的胡马拉在上台后逐渐右转并拥抱外国投资和“自由市场”，秘鲁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成为了穆法德组织抬头的重要契机。

 

发于利马，秘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