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E Talk：朱健刚

我不觉得有不满的青年就是愤青，愤青总有一种过度愤怒的情绪，是很难与之理性对话的，他们的语言和行动也都具有暴力倾向。年轻人对社会不公有不满情绪，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期望个体在社会中能够被理解和尊重。——朱建刚

文 / 黄中柱 柳军

朱健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广州公益圈内的行动派学者。近三年来，他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与之并列的关键词还有“ICS（中大公民与社会研究发展中心）”、“公益”、“公民社会”和“年轻人”。依托公民课程和ICS的社会影响力，朱健刚正逐渐成为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最积极的公民社会倡导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教授曾如是评价他：“行动中的阿刚和思考中的朱健刚博士，同出一辙，内心都充满关怀。”
在朱健刚看来，建设公民社会，第一步仍在于培养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这是个漫长且不可能立竿见影的教育过程，”他说，“但我对此依然乐观，因为在不断播种的同时，一些新芽已破土而出。”

谈公民教育：年轻人的热情和不满需要引导

赢未来：你本科和硕士期间研究的是政治学，读博时则转去了人类学，现在又致力于公民社会的探索，是什么经历促使你改变研究方向？
朱健刚 ：这主要与我关注的问题有关。刚上大学，我学的是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同时也辅修了法律；硕士研究生阶段，我的侧重点在政治社会学，这要求我们深入社区去调查社会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在这过程中我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产生兴趣。读人类学的博士期间，我选择了“城市底层社区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当然，这种选择也与我在2000年左右于上海吴街街道中部某个棚户区（贫民村）的调查经历有关。调查期间，住在棚户区的人都找我抱怨，他们希望通过拆迁来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可当政府真的颁布了拆迁通告，人们又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失去家园更让他们担心。我跟一个老头住在一起，这个老头看起来住得很差，可走到哪儿都有熟人打招呼，日子过得清贫而快乐；要拆迁了，他担心自己会被抛到远离中心城区的地方，那里虽然还属于上海，却已完全是陌生的世界。拆迁之事，对年轻人而言可能没太大影响，但对很多依靠低保、居委会的老年人来说则是巨大的挑战。拆迁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让我真切意识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我希望能做些事情去缓和、化解这些矛盾。

赢未来：公民课程的开设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朱健刚 开设课程有很多原因。据我了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国外高校很早就开设了这门课程，但当时（2005年）国内的高校仍缺少关于介绍公民社会、公益慈善的课程；另一方面，我自己的研究重点也在这个领域，希望能跟年轻人一起探索公民社会的可能。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希望公益青年能成为社会中的一股潮流，他们有担当、有创意，能够开创不一样的局面。

赢未来： “ 公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在讲课时，你如何规避“宏大叙事”的概念陈述？
朱健刚 ：“ 公民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用来解释宏观社会变迁的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比如扶贫救济、性别多元化、环境保护等。作为老师，我会选择通过多种具体形式传达这个概念：课程开设初期，其时国内的NGO还没有勃兴，我就给学生介绍志愿者精神和志愿服务；后来NGO发展起来，我便介绍草根NGO的成长和官办NGO的转型；再后来，各种社会企业不断涌现，我便把社会创新作为主讲内容。我的课程是与时俱进的，通过介绍大家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的事例，可以让宏观观念逐渐呈现出一个具体的图景。在谈论“公民社会”时，有人喜欢研究具体的机构，有人喜欢研究整体的社会，这些都是可以的。

赢未来：就目前的教学内容来看，许多学校都倾向于探讨公益慈善的课题，而对选举权、言论自由、多元文化等却着力较轻。这是否会让人产生“公益社会=公民社会”的误解？
朱健刚： 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公民社会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公益慈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许多公民社会倡导者把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公益慈善领域，而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该领域已经被拓展出一片较为宽阔的空间，人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在我看来，“公益”与“公民社会”是交叉重叠的两个概念，当前，公益事业的发展最为突出，所以我们把它作为研究公民社会的重点对象。

赢未来：你的课堂常常会邀请各界嘉宾来分享他们的经历，在选择嘉宾时，你有哪些标准？这种案例教学方式能给学生带来什么？
朱健刚：我通常都会邀请在公益慈善领域中比较杰出的人士。此前，我请来了一些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嘉宾，课程主要以他们演讲为主，我作补充，不过有同学反映这种形式会造成课程内容的不连贯。因此这学期主要是以我讲课为主，同时请来一批广州本土的公益人士（广州近三年的公益事业做得比较好）分享经历，希望让学生能有“公民社会就在身边”的感受。一门课程，老师输出的更多只是一些二手思想，学生若只接受一个人的观点，视野就会狭窄。实务工作者的讲述能够让学生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可以让他们在交流和碰撞中学会以多元的视角看待问题。

赢未来：在博文《愤青、党青和公益青年》中，你提到，“看学生写的公民课程的期末报告，说到他去上公民课，同学竟认为那是愤青上的课……”你怎样评价这些选修你课程的学生？
朱健刚：我不觉得有不满的青年就是愤青，愤青总有一种过度愤怒的情绪，是很难与之理性对话的，他们的语言和行动也都具有暴力倾向。年轻人对社会不公有不满情绪，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期望个体在社会中能够被理解和尊重；他们对改变现状也充满热情，然而却不知道从何着手。作为老师，我首先是让学生对现存问题有个全面的了解，告诫他们不要带着情绪看问题；然后是介绍可行的实践方法，给学生的行动提供参考；学生实践后，我会和他们一起进行反思，检讨各自的得失。虽然说问题最后未必会有所改变，但至少大家在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在这过程中逐步学会理性、平和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情绪需要引导，而不是引爆。

赢未来：受公民课的启发，一些学生走出课堂，先后参与了乌坎选举、增城新塘事件的调查，或是发起行为艺术活动。作为老师，你是如何看待他们这些行为的？有声音质疑，你在鼓励学生进行一些有风险的实践，对此你怎么看？
朱健刚：我觉得他们都挺了不起的，通过这些实践他们自身确实获得了成长。但我也有必要说明，学生课后的行为与我的课程没有必然联系，课程只是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我从不规定或逼迫学生去参与某项活动。至于说学生的实践存在一定风险，我倒不这样认为。无论是前往乌坎村调查还是做行为艺术，他们都只是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做恰当的表达和参与。有人担心学生会遭到险阻，只能说明大家还活在不安全感很强的状态中。在我看来，通过我的课程，大家反而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至于做出过激行为。公民课强调不要用暴力来解决社会的不公正，而是要给社会提供正能量。

赢未来：我们当下的教育很少提到公民社会，即使提到也算不上是系统的讲述。你怎么看待这种现状？几年前杨东平教授也在大力提倡公民教育，并编写相关教材，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你觉得目前我国要普及公民教育还存在哪些障碍？
朱健刚：不能说中国没有公民教育，只能说目前的教育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不能满足年轻人的需求。爱国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但教育者若只会一味灌输，会造成学生的反感。公民教育有很丰富的内容，它涉及的是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点。面对新时代的年轻人，老师们不能再用过去那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去教学，而应该尝试采用通识教育的方法，鼓励更多的讨论、分享和实践。阻碍公民教育普及的原因有很多，教育政策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开放程度、市民的接受能力……杨教授的受挫是个别案例，不能就此推断公民教育的开展困难重重。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做公民教育，在我看来，走民间的方式可能会更好。

赢未来：公民课开展已有8年了，回首来看，你觉得它带来了哪些改变？
朱健刚：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公民意识的培养，它对人们的影响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成效去衡量。不能说有多少人上完课后，发起了一些活动，就证明课程是成功的。但听到某些同学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用于社会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我还是为他们感到高兴。公民社会不只是一种社会结构或者要实现某种功能，它应该是一种团结凝聚，也是一群义气相加的朋友彼此激励、共同成长的过程。我期待有更多理性、包容的公民出现，他们具有非暴力心态、权责意识和志愿精神。

谈公民社会：相信青年和跨界的力量

赢未来：在《社区的活力至关重要》一文中，你强调了“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需要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流文化”，就你看来，公民意识的培养在广东（乃至全国）正处于怎样一种状况？
朱健刚：据我观察，这方面正在发展，而且非常迅速，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履行公民的角色，比如说去年抗日游行期间，广州有高中生自发去清理路上垃圾，西安也有年轻人在路上举牌呼吁日系车掉头。他们的行动是极好的示范教育，提醒着人们“理性、平和、不盲从”才是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素质。所以说，不仅是学校在做公民意识的培养，每个人都能成为言传身教的“公民讲师”。

赢未来：近三年，广州本地的青少年公民不断涌现，媒体更是得出了“少年广州说”的结论；可另一边，他们的行动往往略欠成熟，有时候甚至会半路夭折。这种现实下，如何能吸引、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持续性地参与公民活动？
朱健刚：我认为，年轻人关注社会议题、投身公民活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大可不必刻意去设计、举办相关活动以吸引他们前来。当代青年有主见、有胆识、有创意，只需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就能创造出许多让人惊叹的奇迹。无论是“举牌哥”还是“拇指妹”又或是“投诉合唱团”，他们都用新颖的手段拓宽了个人与政府的对话空间，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当然，类似“大学生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行动多以失败告终，这也许会给年轻人造成心理打击，但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试错与纠错的过程，挫折和失败是公民成长的一部分。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再一味地抱怨政府，而是自己行动起来，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民众自身的主动性便成为公民社会发展最持久的动力。我对这帮年轻人充满信心。

赢未来：你曾多次提及，“跨界合作”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这种“跨界”要如何实现？
朱健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说法，是因为感觉跨界合作的时候到了。这种“跨界”既指政府、企业、媒体等社会组织与NGO的合作，也指公民活动中各种形式的融合创新。前一种跨界大致表现为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与NGO合作，企业从简单地捐款到直接与NGO共同完成公益行动，媒体积极参与公益传播等。由邓飞等媒体人在2011年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跨界合作例子。后一种跨界则表现为艺术与公民活动的有机结合，像投诉合唱团、“占领男厕”运动等，都是新鲜有趣的尝试。
只有各界都放下成见去沟通、协作和群策群力，这个社会才能走向包容开放。

赢未来：不少媒体都把广州评价为“最具公民社会气象的城市”，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朱健刚：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广州能获得这样的评价，首先是它有众多的志愿者和浓厚的义工文化。这些志愿者不仅是体制内群众动员型的志愿者，而是更庞大的、以社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志愿者，他们或在春节时给无家可归者送面包，或在地震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广州的义工文化不走高调动员，而更强调民间自发。其次是这里的草根NGO。和北方许多以项目为导向的NGO不同，广州的NGO是从志愿行动和社区服务中产生的。它们发展得慢，但是实在；体积不大，但是精干灵活且渐成网络。第三是广州开放的公众舆论氛围，这体现在一大批媒体对公民社会价值观的坚守和弘扬。当然，少不了的是广州本地的公民行动，从反垃圾焚化、预算公开、城市工程的反铺张到恩宁路的文化保育、撑粤语等，这些行动使得社会逐步开放多元，虽然行为偶有激进，也屡受打压，但还是能推动政府的政策变化。

更加难得是广州市政府，它对社会的宽松有着文化传统的积累。广州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它是真正的大都市，尽管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它却活力充沛，多元包容，动力十足。在这里，我可以学习怎样成为一名合格公民。

赢未来：有人说，尽管很多力量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对于公民社会是否会真正到来仍表示怀疑。你是怎么想的？
朱健刚：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也很正常，毕竟国内的公民社会才刚刚起步，除了客观制约因素外，各类民间组织仍比较弱小，公民意识也只在局部地区兴起，还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公民社会的形成不是某项工程，不可能给它定下具体的时间表。在构建的过程中，个人、企业、政府、NGO等各方面力量会不断对抗、妥协、合作，最终形成一种开放、自由、民主的文化。这是要一步一步锻炼的过程，我的立场是保持平常心。公民社会不是一个遥远的要实现的世界，它就在当下，在日常生活中，在举手投足之间，在每日的行动中，它很平常，但正因为此，它有韧性的力量。
　　

文章转载自《赢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