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文颖

 

收到一封陌生朋友的邮件，她说自己是名大三的学生，最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休学一年，到世界各地旅行，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间隔年”。她问我，关于间隔年，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环游过世界。倒是这个月初去深圳的时候，碰巧路过了“世界之窗”公园，就进去逛了逛。于是用了一个小时“环游世界”，也瞻仰了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路过了俄罗斯的克林姆林宫，还在印度泰姬陵前合了张影。当然我只是看了看那些建筑的样子，听导游在那儿忽悠了几句。不过那些“七国十天”的旅游和这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么，当然除了我不能去当地的奥特莱斯(outlet)买打折的奢侈品以外。“环游世界”这事儿，就好比“世博会”，一百年前那真是了不起，人们靠着它才知道世界的其它地方又有了什么新技术，出了什么新产品。可现在不一样了，哪个公司要是出了个新产品，恨不得第二天就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广告不停的在那儿蹦，让你看个电视、上个网都不能消停。这个世界长得越来越像了，把你带到一个城市的商业中心，蒙上眼睛转三圈，你能分的清这是南京、北京，还是东京么？大城市都一样，相似的楼里卖着相同的商品。

 

你说你去旅行不是为了那些城市和建筑，其实是想去看看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结果你看到的都是和你一样的背包客，当地人的生活，你要么看不到，要么看到了也进不去。我出生在一个旅游城市，家门口就守着个世界遗产，从小见惯了来来往往的游客，坐大巴来的，背包来的，骑车来的。我们那地方有两个城，老城是给外地人看的，本地人都住在新城。老城是越旧越好，实在不行新的也要做旧。新城却是一天比一天现代化。当美国和日本来的游客在老城里吃着本地土特产的时候，本地人正在新城里吃着美国的肯德基和日本的寿司。

 

还是说回“间隔年”上。去年年底人人网上有两篇日志很火。一个叫阎贝贝的复旦女生在间隔年去了联合国环境署和人居属总部肯尼亚内罗毕支教。在内罗毕，阎贝贝写了篇叫“我的年轻和愤怒”的日志，描写了她所看到的非洲儿童生活的贫穷，文中也指责了那些“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在乎他人的苦难，每天打打游戏泡泡妹子，却自以为在人类金字塔的顶端还时不时指点一下江山。”的人。这篇日志让清华的工科男李新野愤怒了，写了篇文章“对海外支教者的动物行为学分析”剖析了阎贝贝同学休学一年去非洲做义工背后的动机。在李新野看来，阎贝贝这个“白富美”去非洲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炫耀和给自己留学申请的简历上增加个筹码。

 

“间隔年”的动机可能不像看起来那么单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会鼓动别人去间隔年。就像我认为用相机记录生活是件非常好的事，却不会劝人买单反一样。因为我知道，单反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装逼，就是个烧钱的摆设。“间隔年”也可能很烧钱，因为有人在这上面看到了赚钱的机会。从欧美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休学辞职去了“间隔年”，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组织做起了“间隔年”的生意：负责将人们空运到世界各地的义工组织，负责全部食宿；或者组织环球旅行活动，包办所有旅行计划。比如交上十多万元，就可以坐上和平之船（Peace Boat)绕地球一圈。这让我想起了夏令营，以前在清华的时候，每年夏天都能看到成群的小朋友们一人带一顶旅游帽，闹闹嚷嚷的跟在举着小旗子的导游身后。他们不少来自很远的小城市，父母花钱想让他们去北京长长见识。小朋友们看了圈热闹，每人带着只北京烤鸭回去了。

 

最可怕的是你本来是想逃离循规蹈矩的生活，不走寻常路。结果发现这条路上其实很热闹，甚至很拥挤。“间隔年”成了一个时尚的流行词汇，于是你都弄不清这到底是特立独行还是在跟风。

 

貌似一直在吐槽“间隔年”。其实我是怀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老实说，当我第一次听到“间隔年”这个概念的时候，直觉上就非常喜欢。说到底，我是喜欢“间隔年”这种做法表达出的精神内核：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敢于打破常规，内心自由的生活态度。就像对一切貌合神离的形式化一样，我只是对那种浮躁的、泛滥的、商业化的、甚至带着功利性质的“间隔年”不怀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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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要内心足够的自由和开放。不用去走遍世界，世界自然会向他（她）走来。

如果你对世界充满好奇，你不一定要去旅行，去看探索频道(Discovery)的记录片，去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聊天。

如果你想寻找精神家园，你不一定要去旅行，去读书，那里记录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

如果你想拥有自由的生活，你不一定要去旅行，你可以不再在意别人的眼色，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愤怒，你不一定要去旅行，因为最需要勇气的不是逃离，而是与不完美的现实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