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煜芳（现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

2011年7月，作为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第一期“三江源青年研修生”的一员，我来到了青海和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年保玉则。在那海拔4000米的高处，我和当地一个叫做“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草根组织共同工作、生活了 300多个日日夜夜。这个机构成立于2007年，目前有60多个会员，他们有的是僧人，有的是牧民，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公务员。在我眼中，他们每个人都是传奇，尤其是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发起人和会长——扎西桑俄。

 

扎西桑俄是一位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堪布，即深通佛学经典并且获一定学位的高僧。他从小就喜欢观察大自然，特别是各种鸟儿。他从13岁便在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的白玉达唐寺出家，之后曾有多年在藏区四处云游，学习佛法的同时记录了青藏高原上的400多种鸟类。他还热衷于鸟类绘画，创作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作品。

 

说到扎西，就不得不提到藏鹀。藏鹀是栖息在青藏高原东部的特有稀有鸟种。自1900年定种以来，至1990年在学术界仅有不足10次的目击记录。扎西桑俄在年保玉则发现了藏鹀，并且对这种鸟的自然历史和生存状况进行了持续多年的观察研究，其专业程度不亚于受过正规训练的科研工作者。扎西因此被请到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上，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保护实践者分享他的研究成果。2007年，扎西和他的好朋友周杰（亦为白玉达唐寺僧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致力于保护家乡的生态环境和优秀传统文化。他们调查和记录当地的野生动植物，监测冰川、雪山和物候的变化，并且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面向牧民和学生开展环保宣传教育。这些活动极具本土特色，富于创造性，而且卓有成效。

 

现在扎西桑俄有很多头衔。在当地藏族老百姓眼里，他是堪布，是老师，是麻雀转世的“鸟活佛”，是一位不循规蹈矩在寺院打坐念经反而到处奔波的“流浪喇嘛”；在外面的人看来，他成了民间科学家、纪录片拍摄者和乡村绿色领袖。越来越多的人来拜访扎西，他们说，“他太厉害了”，“太可爱了”，“他是太生动的一个人”。北京大学的吕植教授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他是一个天生的科学家……扎西桑俄让我们看到了民间保护的巨大力量”。他所带领的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在过去几年亦蒸蒸日上，获得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但是，在和扎西桑俄交往的这一年里，我却深刻感受到他处境之不易。协会号称有60多个会员，但真正活跃地参与平时项目工作的不过5、6人，而且多数人的汉语水平都不太好，因此很多事情都需要扎西亲力亲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陪着他，我们一起熬夜加班写报告，一起在野外考察，一起到城市里开会。我记得有一回，我们俩坐在从成都回年保玉则的汽车上，扎西突然很感慨地对我说：“等你7月份离开去美国后，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了”。当时，我接不上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沉默，心里却有些伤感。

 

在他生活的文化圈里，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是个僧人，却注册成立NGO，采取行动保护家乡的生态。他希望把事情做好，但又得时刻小心翼翼，防止触碰到政治的敏感地带。外面的喧嚣把他捧到了高处，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资源，但是现在他越来越没有时间观鸟和绘画。看着扎西两三年前的照片，对比现在，我感觉他已然苍老了许多。

 

环绕在扎西桑俄身边的大多是他曾经的学生。其中的一位是阿吾格利。他也是从小就在白玉达唐寺出家。他在寺院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人们都觉得他日后肯定会成为全藏区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大堪布。可是，前年他还俗了，他说，“这是我的缘分吧”。他加入协会，帮着扎西桑俄做一些项目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事务。在扎西的影响下，今年他也自己成立了一个协会，教导当地的年轻人和睦相处。另外一位是那措。那措是白玉乡上少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2008年她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接着在久治县藏文中学当了一年教师，然后又被调配到某个政府机关工作。她跟我说，那份工作实在无聊，每天做的无非是盖章、打印文件。她觉得这么继续干下去自己肯定会疯掉的，所以就干脆申请离职，回到白玉乡上。她觉得扎西桑俄在做的事情——保护家乡的生态和文化——正是她理想中的工作，但“一个人做太难，几个人一起可能就会好些，所以能帮的话就多帮一点，哪怕只是帮忙贴一张发票也愿意”。阿吾格利和那措这几年一直在志愿帮助协会，今年年初他俩结婚了，在扎西桑俄和周杰的支持下，他们开了一家叫做“藏鹀窝”的青年旅馆，他们会把收入中的一部分回馈给协会做保护。

 

在去年保玉则之前，我曾经信心满满地告诉吕植老师说我要做许多调研，我甚至设计了宏大的研究方案，但到了之后却发现根本行不通。刚来的时候，人们对我很客气，很热情，慢慢地会出现各种隔阂，毕竟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还在。而且，我也发现协会真正的需求在于机构和项目的管理。于是，我从观察者变成参与者，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青年科学家变成扎西桑俄的秘书。我帮着协会管理和实施保护项目，有时候还需要提供维修电脑、手机、打印机等技术服务。渐渐地，我获得了当地人的接纳。

 

说实话，过去的一年我时常感到很疲惫。协会虽小，项目却不少。我的身体状况并不佳，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却常常熬夜，工作不乏激情但生活却丝毫没有规律，有时真的觉得我是拿命在硬撑着。另外，我夹挤在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之间，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常常令我深深觉得自己是多么缺乏沟通技能，真是折腾。但是现在，当我走在白玉乡那条不过几百米长的街道上，很多人会主动跟我打招呼，邀请我到他们家中做客；当扎西桑俄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帮我盖了一间房子，说我可以把这里当做家，随时回来和阿科角也合、阿妈曲尼措我们四个人一起生活；当阿吾格利、普哇加、俄尕还有很多人跟我说，我是他们的第一个汉族朋友；当勒旺的老婆吉姆措跟别人骄傲地说我是她的大儿子，他们会一直等我回去；当扎西桑俄会和我闹别扭，又会跟我说希望我们能互相包容彼此的缺点，做一辈子的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尽管很累，我累得心甘情愿。

 

在出发去年保玉则的几天前，我收到一位大学好友从国外给我寄来的明信片。信中写道，“我一度以为，年轻的孩子们都会有自己的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出了北大，离开了美丽的湖光塔影，我才发现原来更多的人只想着混日子，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所以，愈加孤独，我就越常想起你那孤单的身影。好好努力吧，自己的价值自己懂得就行了。”每回读着这段话，我都倍感温馨。我并不是一个人，跨越4000米海拔，我在年保玉则遇到了一群和我一样在常人看来做出不寻常选择的人。我在这里收获了一群朋友，收获了一处让我感到心安的家园。 

 

但是，我究竟给他们带去了什么，我至今仍心存疑惑。我和扎西桑俄讨论过很多问题，有的问题很大，比如“藏区是不是注定会变成像现在的汉地一样，比起精神追求更加注重物质生活”；有的问题很具体，比如“年保玉则协会要不要给工作人员发工资”。大多数问题我们都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尽管有许多的纠结和困惑，扎西桑俄始终坚持。当然，他也在学习如何协调有形无形的各种矛盾，并且依然用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包括阿吾格利、那措，也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们。

 

 

后记

年保玉则的这一年是我的第二个间隔年。2008年，因为获得“保育领袖计划”（CLP）的实习生奖，我曾经休学离开北大，在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全职工作了一年。正是在那一年，我头一次去往青藏高原就深深恋上那里的神山圣湖，这也是为何我愿意在大学毕业后又毅然回到藏地。

 

前前后后，我花了6年时间从北京大学走到现在的耶鲁大学。和我同一届入学的北大同学，很多都已经在两年前就奔赴北美的名校，开始他们的博士生涯。有的人会觉得我多花这两年时间很不值，更多的人则表示很佩服我，说我能够“扎根基层”、“无私奉献”。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并不觉得我选择了一项艰苦的职业，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比起很多人，我只是更加关注自己是不是快乐。我的内心总是一片芜杂，而身处藏地的神山圣湖，我更容易平静下来，有这一点就够了。至于用这两年时间换来的所谓“成长”，我想会在日后漫长的年月里如桑烟一般袅袅升腾。

 

事实上，我已经在受益于间隔年的积淀。2008年的间隔年，使我熟悉了国际保护组织的工作方法，并且对中国的自然保护形成宏观整体的认识；2011年的间隔年，令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一个具体地点面临的保护问题以及基层草根组织的生存现状。因为有这两年的经验，我自信对于耶鲁课堂知识的领悟会比一般同学深刻，收获也更多。

 

至于心智有没有成长，我一度很怀疑。因为来到耶鲁的这阵子，我感觉我又迷失了方向，内心焦虑就好像当年在北大骑着自行车和时间赛跑一样，直到上周朋友带我到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闲逛了半天后，我才又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那一天回来后，我还跟扎西桑俄通了个电话，他问我：“你有多少时间在做自己的事情，有多少时间在帮助别人、帮助众生？”他觉得当一个人开始工作后，有40%的时间做自己的事，60%的时间做公益，这样子才是好的。我呢？我此刻的努力，潜意识里有多少是为了自己多少是为了众生？

 

我希望我已经走在路上了，从只关注自己的小宇宙，开始学着真正地去关心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