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弈

 

社会企业在柬埔寨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的想法，激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开始驻足于发展中国家。在柬埔寨，发达国家的人员通过技术、资金、商业模式的帮助，通过募集当地弱势群体作为工人，以workshop的形式，实现当地发展。

 

柬埔寨众多的工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一些历史悠久的社会企业，已经能够完全做到自给自足，不仅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体面的薪水，每日在商店门口还有免费的tutu接送那些有兴趣的游客去workshop参观。然而更多的是那些Non-fair trade工厂。一些员工被关在铁皮屋子里，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工作16小时，完全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在这样辛勤工作下，他们获得的每月工资是25美元，每天的基本生活费低于1美元。

 

AAC协会，是一个已经支持50多个当地公平贸易手工艺团体实现自主经营的NGO。但即使在协会中，也有着组织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腐败——越来越多的手工艺团体可以通过缴纳一定费用就加入公平贸易的团队里，然而事实上，这里面的很多团体都远远没有达到公平贸易的标准。

 

这里的公平意味着，员工获得合理的报酬、休假和其他基本待遇。

 

你永远不知道这片土地在发生什么，一些运营良好的社会企业背后，也有可能难为人知的秘辛，而那些普通工厂的铁皮屋子更是拒绝了员工与外界的所有接触。

（摄于柬埔寨暹粒的一家workshop）

 

 

Bloom的故事

Bloom Bags是一个当地以公平贸易为主题的手工包包品牌。这个至今仍然只有30名工人的社会企业成立在2006年9月。创始人Diana曾经工作于新加坡高端的出版机构，领着六位数的薪水。一次柬埔寨的旅程，改变了她的一生。在短暂停留的一段日子里，她遇见一个二十多岁的母亲，正在用100美元的价格把她刚出生的婴儿卖给其他人。在这边，青春期的女性出租一周到一个月的价格是100美元，贩卖的价格是400美元，刚出生的婴儿价格大概也在100美元左右。

 

这样一段经历，使得她意识到给与单身母亲工作的必要性。When you influence one mom, you influence one family.这个简单的想法，使得她在回国后辞掉高薪的工作，携带了70000美元只身来到柬埔寨，在3个月内就开始了自己的bloom公平贸易包包生意。一开始，她在金边雇佣了8个单身母亲，免费提供她们缝纫机，进行生产。

 

初期的经营是非常艰难的。唯一的一个manager，不停地从她那里骗钱，获取回扣，偷走包包，而在事实败露之后，甚至扬言要在见面后往她身上泼硫酸。那样的两年，正是创业初期最无助的时候，她一个人在一辆tutu里哭了很久，甚至打好包就回新加坡。那时她不过三十出头，已经是一个策略经理，她MBA的朋友在美国做律师，在新加坡做银行家，她理应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看着账户上的钱一点点多起来，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

 

然而最后，另外7个单身妈妈让她留了下来，不仅留下来，还在暹粒开了自己的guest house和cafe。“生命只有一次， I should do something just follow my heart。她坐在即将开业的咖啡馆里告诉我。

（摄于bloom cafe楼上的小型workshop）

 

 

Bloom的现状 

这几天参观的workshop不少，但是选择Bloom分享的原因在于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最真诚有意义的地方。当大家都在告诉我，他们做Fair trade或者社会企业的原因和意义，只有Diana跟我分享了她真正的创业体验，生活中遇到的切实的问题，她的激情与迷茫。这些帮助我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社会企业，一个社会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重复获得网站上已经提供的信息。

 

伯恩斯坦在《志工企业家》里曾经提到过成功的社会企业家的六个特质：主动修正、乐意分享、勇于打破规则、乐于跨越界限、行事低调、强烈的道德动力。而我在她身上，真正感受到了这些特质的存在。Bloom比起类似商业模式而已有所成的shokey , motherhouse，只能说是一个很小的社会企业，但是我相信它的持久性。

 

Bloom现在已经有几种不同的生产形式，2个工厂，一个商店，一家guesthouse和一家cafe。小型workshop和cafe结合在一起，通过咖啡馆的经营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包包的生产过程。尽管经营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而经营目的却越来越清晰：buy  something  beautiful, do something beautiful。

 

在这样一条生产链条里，Diana掌握了基本的高棉语，可以直接了解工人的需求。工人们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他们知道每一件产品的成本和最终售价。大部分情况下，一只普通的包包里，70%的售价都会用来支付成本与员工工资，而剩下30%的利润则用来支持Bloom发展经营。而Dinan个人的生活来源，则来自于guest house的收入。她并没有在workshop里获得工资。

 

 

Bloom的问题与柬埔寨社会企业的困境

我之前的描述，大部分都是围绕创始人Diana展开。是的，这也是Bloom存在的一个问题：This is not Diana’s workshop。然而当她想要在组织开始营利的时候把这样的生意转移到柬埔寨人的手里时，实现worker community时，却被工人们拒绝了。

 

那些单亲妈妈和弱势群体需要的，仅仅是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她们希望生活的稳定，而不是去承担经营的风险。这也不得不使Diana长期留在柬埔寨，而无法返回新加坡开始原先的生活。一方面她需要对这些员工负责，另一方面，其实她自己也对未来十分迷茫——她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毕竟谁能保证这些柬埔寨人能够像她照顾她们一样来照顾她的晚年呢？

 

这个可能是很多社会企业家的一个困境，他们本身在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对自己来说非常没有保障的事。柬埔寨的社会企业和NGO蓬勃发展，并不是因为这里是孕育慈善的一片土壤，而是因为这边有太多的人等待帮助，而这些人比起一些旅游业非常不发达的地方来说，又相对容易到达。

 

另一个问题，大概不仅仅是Bloom存在的问题，还是更多外国人来柬埔寨从事社会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外国人无法在柬埔寨买地。所以凡是外来的工厂都不得不不停地支付租金来维持原有的工厂，这些租金随着组织的扩张不断上涨，这也是增加成本的一大因素。在这里，大量的投资都流入了政府手里，所以简单的捐赠并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帮助，而相应的政策也给真正希望有所作为的社会企业入驻增加了一定的门槛。

 

柬埔寨的NGO已经比较发达，他们集中了大量的孤儿、弱势儿童、妇女进行语言教育和技能培育（有时候这种NGO甚至变成一种产业，虚有其表的NGO通过网站宣传引入了大量的外国投资。）教育很重要，但是光靠教育，并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而直接的实现自立。很多家境不好的妇女在NGO的培训下拥有了技能，却仍然只能回到家里维持家务，照看孩子，或者进入工厂接受剥削。因此在这里，和教育同样重要的是教育后的终端：公平贸易的机制、合理的工作待遇、以及有尊严的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