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泓翔

 

里约二十年：当气候变暖，当关注变冷

                                           ——以记者的眼睛看里约峰会

 

“当年人们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望非常高，整个西班牙的媒体都为此而狂热，大量的记者被派去采访。然而，最后所有的期望就像气球一样突然破碎了，全世界的憧憬在政治现实面前突然变得滑稽可笑。坎昆德班，现在到了里约，我们的媒体都不太愿意派记者了——知道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派记者跑这么远，又有什么理由呢？”卡洛斯是西班牙的环境记者，在里约热内卢，他叹息要把里约+20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报道好是有多么艰难。

这种叹息绝不仅仅发自一个记者。

 

2012年6月14日，在“地球记者网络”的组织下，30名来自20个国家的优秀环境记者聚集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老市区的一家宾馆里，从那天开始到6月23日，他们开始了对里约峰会的采访。

 

“希望来自各个国家的记者们能够分享信息，并且相互沟通观点，一起把里约峰会这一对全人类都无比重要的事件报道好。正是因为这种集体合作，我们记者在这次国际气候环境峰会的报道总是比其他个体记者的报道好。”资深美国记者詹姆斯是该次活动的创始人，之前在坎昆等国际气候会议，他们也进行过类似的组织。

 

然而这次里约峰会的报道却特别艰难。

 

“问题就在于，它太他妈无聊了。”一次讨论会上，有人嘀咕。

杰迪普是印度的资深环境记者，2012年全球绿色奖的获得者，在15日30名记者第一次正式开采访准备会时，他就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让大家讨论：报道气候变化，最难的是什么？

“政府不允许？”

“难以获得科学证据？”

“不是，是怎么让大众感兴趣。”

 

当卡洛斯等欧洲记者感叹说欧洲杯足球赛夺走了大众的关注和媒体派送记者的愿望时，杰迪普更加无奈：在印度，尽管没有欧洲杯，里约峰会这样的事情仍然很难获得大众的关注。晦涩的联合国语言，繁琐的程序，加上哥本哈根开始的失望，里约峰会已经很难吸引读者的目光。

 

“印度这次派的记者也很少很少。”他无奈。

“你们至少还有部分人关注，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我们国家来的记者也就我一个。”塔实来自不丹，他作为不丹第一个报道气候变化的人入选这次采访活动。但是，尽管他很努力，国内对于这种活动的关注度也还是很低，虽然不丹深受气候变化影响——喜马拉雅的冰川融化，每年都在不丹带来大量的气候灾难。

“我们明明受气候变化影响很大，而且喜马拉雅山还面对着中国引水工程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国民就是不关注。大众就知道关注些足球什么的，那些对我们并不真正重要的事情。”塔实提到这点非常气愤。如果不是“地球记者网络”为他提供机票和住宿，他甚至不一定能获得资金来参加这次报道。

 

中国这次派来的记者也远远少于之前的哥本哈根等会议——尽管回应20年前里约大会的这次会议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除了央视派出20多人外，以往都派出记者亲临现场采访的大量国内知名媒体这次并未派出自己的记者，而是借特约撰稿人来完成报道。这背后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重视市场的媒体运营者而言，一个关注度不高、注定不会有实质突破的事件，不值得花巨资从中国送记者过来并为此周期漫长的事件耽误大量的工作日。

 

一位与笔者一同过来的中国记者更是在繁忙的采访过程中还接到报社发来的其他稿件编译任务——“大概，他们觉得没有道理你在这边花上这么多天，就只做这个不太有新闻价值的题材。”闲聊中另一个记者对此颇为调侃，但是调侃中又有着共同体验的无奈。

 

十几页的协商文本在数轮准备会中被改得面目全非，各个国家按着自己的算盘增加着各种段落和反对各种段落的括号备注，直至文本变成了让人们烦躁的180页。然后，昨天巴西又提出了大量删减后的“替代性文本”——NGO们对此文本非常愤怒，认为里面充满了退步。然而，6月17日巴西方的新闻发布会中，发言人路易斯对记者的质问反唇相讥：“没办法，我们必须把这份冗长的官僚文本变成一份各国代表在20日开始可以正式讨论的文件。”

 

联合国就像一个日暮西山的老人，用陈旧的机体努力运作着这个峰会，想将这个峰会推向人类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它却力不从心。大量变更的媒体发布会日程，拖延的各国文件，被NGO称为“一片混乱”的讨论协商，一切一切都彰显着这辆巨大人类载具的老朽。在里约中心主会场，笔者亲眼目睹了大量工作人员不熟悉场馆乱指路的状况，更是亲历了新闻发布会前十分钟UN派出工作人员在大堂里寻找记者参加的混乱：“请问您是记者吗？我们十分钟后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你指望联合国机构及时通知好你们新闻发布会的信息简直是妄想。” 小张是里约中心联合国机构的实习生，她在工作中目睹了各种混乱与无奈，甚至是团队的分崩离析。“我们从准备会一开始就整天听文本协商的结果，但是后来我们就崩溃了。大量的文本被反复修改，今天添加的内容，明天又被删除，无论是我们的主管上司还是公民社会的代表，都已经忍无可忍了。后来，我们就不再每天跟进文本的变化了，因为没办法。昨天出来的巴西文本，我们甚至都没时间读了，没有时间啊！”

 

数日来，记者们仍在努力奔走于里约中心及其他分会场，于信息的混沌中，像猎犬一样嗅着新闻的腥气而奔走，非常功利地判断着每个事件的新闻价值。没办法，他们都希望能够写出这次大会的好故事，不只是希望完成自己作为记者的任务，更是渴望完成内心里那唤醒大众的使命——而那，必须以新闻价值为前提，必须以大众肯阅读为前提。

 

“中国走向绿色”——17日在NGO分会场的中国可持续发展20年回顾会应该算是非常高规格了，国内环保界重量级人物马军、廖晓义、郑易生、王石等都到场了，而且发言中对中国公民社会、环境保护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然而，新闻价值不够，直接相关度不够，一场论坛式的活动，不足以成为里约峰会的好故事。记者们摇摇头，拿了材料离开，继续一头扎入大量的活动中寻找更多的素材。

 

“里约热内卢的海洋保护近年来取得大量突破，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那几个小岛是巴西某种保护区的最经典典范……”无论组织者如何宣扬特地安排的这次活动，记者们却清晰看到：不行，没有新闻价值。一天的参观后，记者们为自然之美而惊叹，却也会荒废了一天而心痛。“你会写今天这个小岛的事情吗？很不错的发展实践案例啊。”“不会，大家不关心。跟谈判无关，跟我们自己国家也无关，而且也不够有意思。你呢？”“额，写一行吧，作为文章开头的引子之类。”

 

“明天中国的太阳能企业要举办新闻发布会，他们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还在世界各地推广太阳能。”尽管中国朋友向国外记者推荐这个活动，但是外国记者却并不是很感兴趣。惊人相似地，当外国人向中国记者极力宣传自己的沙漠化治理项目希望得到报道时，也遇到了婉拒。

 

冲突性，相关性，故事性，爆炸性，媒体报道不得不遵循这些原则，这并不是记者能左右的。记者，终究只是追随公众的意愿执笔而已。

 

单是6月18日，里约中心主会场的边会大约有90个，这并不包括联合国的大量正式会议，更不包括里约其他几个分会场的活动，其中，至少有10个活动是同时在11点半开始。记者们疯狂地奔走于各会场，疲乏地为参加的活动提供不了故事而不满，抓起三明治打点了肚子之后，又继续启程。离各国首脑参加的正式讨论只有3天了。

 

一般来说，一个事件来的记者越少，记者们越容易写出让人满意的报道所以压力越少。然而对于这次里约峰会而言，这些比哥本哈根时少了许多的记者，却背负着更大的负担。

 

而这场引起不了太多关注的联合国盛事本身，又何尝不是昭示着这个星球的巨大负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