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求索（三）看不见的代表团

文/黄泓翔

 

我相信，好的快乐的要宣扬开去，伤痛的丑陋的也要揭露出来，没有真实的记录就没有改变，就没有新的开始。     ——写在前面

 

里约求索（三）看不见的代表团

                                                        ——到里约找世界舞台上的中国

 

“你们中国的代表团这些天来到底在做什么？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中国的消息，不可思议！”丹麦记者彼得在里约峰会正式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向笔者询问。从6月13日开始的三天准备会，到巴西提出新文本再给全体商讨的三天，直到6月19日，国家领导人到场开会的前一天，外国记者在里约峰会里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中国代表团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的消息。

 

他们到底在哪里呢？

 

并没有跟随国新办组织的媒体团队到来的笔者，像所有一般的民众和记者一样，在这些天里也在寻找着中国代表的踪迹。

 

“你们中国代表在做什么？这么些天我从来没听别人说起过中国。”巴西代表之一安德烈在从主会场里约中心回市中心的里约专线大巴上刚好跟笔者坐一块，闲聊中向笔者询问。

 

不只是安德烈，在许多里约峰会的各国代表、记者看来，中国就像隐身了一样。菲律宾的代表、华裔菲律宾人周安东尼也在专线大巴上对着笔者回忆G77国开会的状况：“至少在我参加的会议里，没有听到过中国的发言。但是其实也可能是我没注意到吧，会场很多人，经常挺混乱的，有时候都看不见是谁在发言。另外，我这些天来也没怎么看见过中国的代表。”

 

是谨慎？

 

“请问您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吗？”在笔者入住的酒店里住着一些中国的代表，在一次早餐时间，笔者走到两名看似中国人的桌前询问。

 

“恩。”他抬起头，谨慎地打量笔者：“你是哪的？什么背景？”

 

“您好！我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在这边做里约峰会的采访，可以跟您聊几句吗？”

 

“这个，你去找我们负责发言的吧。”

 

“那么，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呢？”笔者小心翼翼。

 

“中国角啊，你媒体怎么这都不知道？”他对着旁边新来的另一个代表笑笑，说：“这南方周末的。”

 

“谢谢，打扰您了！”

 

笔者并非只尝试了一次，在另一次早餐时，笔者接触了另一些中国代表。

 

“请问您们是中国代表吗？我是XXXXX”

 

“恩。”该代表低头继续吃饭。

 

“请问你们最近有什么活动安排啊？”

 

“开会。”代表继续低头吃饭。

 

“开什么会呢？”

 

“通常的会，不同人不一样。”代表头也不抬。

 

“……好的，谢谢您！”

 

跟笔者一起住的有不少其他国家的记者，其中并不只有笔者遭遇到接触本国代表团的艰难。

 

杰迪普是印度的记者，他试图联系印度的代表进行采访，一直未果。“他们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就说等我们考虑一下，可以了就通知您。”杰迪普摇头无奈。

 

然而也有的记者特别轻松。“我就直接给我们的首相发邮件，很简单就跟代表团接触了啊，今天聊了好多。要不是知道你们的经历，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啊，我刚写的一篇文章，就提了这一点。”彼得是丹麦的记者，在他们国家，政府官员并不是非常难以接触到并对民众、记者心怀戒心的存在。

 

因为里约峰会，巴西政府在里约各主要酒店所在地都设了前往主会场的大巴专线，只有参会者（代表，记者，NGO等）可以凭证乘坐。笔者以及小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所在的酒店，离巴士六号线的上车点大约只有50米。6月19日早晨7点半，笔者和同一住所的中国代表们几乎是同时启程前往主会场，然而，中国代表团是有自己的专车接送的，并不乘坐大巴专线。

 

其实专车接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里约的交通状况并不好，高峰时期如果不抄小路从笔者所住之处到会场需要两个小时多，而且大巴有时候会误点，其容量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专车接送其实是一种相对谨慎的考虑，也为其他国家的代表让出了更多专线上的座位。然而，由于里约价格昂贵，很多国家的代表并没有这种选择的能力。

 

菲律宾的代表周安东尼大概属于特例了，不仅是只乘坐专线，早上带外面买好的食物去会场（会场的食物相对较贵），而且还住在每晚上40巴西元的青年旅店里，相当于人民币120元左右。这样的旅店估计是代表团所住的最低规格了，笔者所在的旅店条件中等，所处也在不安全的市中心地区，双人间每晚仍然要400巴西元，而附近中国一些中央媒体等所住的稍好一点的旅店，每晚上双人间据说要700巴西元左右。而像外交部代表所居住的，则是里约最好的酒店之一喜来登酒店，一个可以说拥有着私人沙滩的高级酒店。里约本来旅店就不多，由于里约峰会，房价飙涨，高级的酒店更是天价房价。而对于参会人数众多的国家而言，政府财政的压力更是大很多。

 

菲律宾周安东尼的想法大概是另类了：“我们政府可以报销所有费用。但是这是可持续发展大会啊，我来这里却住那种高级酒店，这不是跟大会的意图背离么？我既能住7星酒店，也在你们北京睡过地下室，完全取决于不同场合不同身份。”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学者的他，在这里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尽管在菲律宾他有17个助手。

 

巴西的代表则更多是受到财政限制。“我们政府并不是能报销我们住任意酒店的房费的。”安德烈不愿意过多阐释这个问题，但是家在巴西利亚的他，现在住在里约的朋友家里。类似地，来自巴西外交部负责迎接各国领导的一名女官员，住在一家青年旅店的六人间里，每晚价格40巴西元。尽管如此，在巴西民众眼中，巴西政府的官僚腐败仍然是非常严重的。

 

“巴西的房价太贵了，人一多更是花费惊人。你知道吗？欧盟一个环境部门的人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来了。”彼得告诉笔者。

 

是策略？

 

“我们的工作人员分散开来去听不同的会议，每天总结。三天的准备会，中国没有做一次发言。”绿色和平的人员告诉笔者13-15日的准备会中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发言，而之后几天也没有多少。“像昨晚的海洋文本讨论，持续到很晚，但是中国代表也是没有发言。有些会议，我就没看到中国代表团的人。”

 

在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看来，其实保持低调很可能是中国此次峰会的策略。据她描述，在哥本哈根时，中国代表们比较高调，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而这次保持低调，只在“G77国与中国”这个团体里借团体发声而不是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很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这次我没有听说任何关于中国的批评。”安德烈告诉笔者。

 

主办方巴西受到NGO为主的大量批评，美国一如既往地因为反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等受批评，发展中国家集团也是被部分公民社会所批评的，但是直至目前为止，笔者没听到没有任何批评中国的声音。

 

公民社会代表之一、青年组的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为发展中国家集团要求删除文本中“星球边界”字样而痛心，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不愿意承认增长的极限。然而，她说中国并没有就此单独表过态，因而他们也只是对整个“G77国与中国”表达不满。

 

今年的里约峰会跟以往的国际气候环境类会议不同，记者对谈判的过程尤其难以观察。不但媒体不可以进入，而且也没有屏幕让人们在外面看到里面的代表们在做什么，再加上组织上的混乱，记者们经常奔波许久而一无所获。19日上午十点半，讨论文本最新版本的全体大会本来并不是写着“封闭”字样的会议，似乎也因为文本还存在着争议而变成了封闭。一组英国口音的记者在会议室外与保安大吵，他们原来计划好了来录制一位女代表为公民社会发言争取改变的镜头，现在设备都来了，会场却进不去了。这场会议原本被不少媒体认为是第一次能够进去旁观的谈判。

 

“之后那些参会的公民社会团体可以告诉你们结果。”保安解释。

 

“但是那个不有趣，观众不爱看啊！”那位记者几乎崩溃。“我告诉你，这个事件我们也会报道！”抱怨归抱怨，他们过了一会就带着设备悻悻而去。

 

为了了解谈判中的实际情况，一些记者选择了在会议开始十分钟前、保安就位之前进去。笔者也在18日的海洋文本谈判时，用这种方法在会议室里待了十多分钟再出来。

 

在那十多分钟里，笔者唯一一次亲眼看到了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在谈判中的样子——那个人在十多分钟的谈判中，一直在专心制作PPT。当然这并非是不可理解的，冗长而无果的谈判，加上自身没有明确任务，何必浪费时间呢？

 

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描述了她的一次观察。“那场谈判中，我看到韩国代表一直很认真地在文本上记，哪里要坚持的，哪里要反对的。但是中国代表的文本很干净，一个字没有，他用文本盖着，一直在看手机上的东西。”

 

目前谈判的状况是令中国官方满意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留下了，在绿色经济的实践中要“尊重各国主权”，这些都是对中国很好的结果。一位曾在中国联合国任职的人和一位学者对笔者分析过：“西方国家重视实际，最后原则上退步了，让给你，但是在实际的资金技术转让上寸步不让。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则更看重原则，反正技术和资金转让也轮不到中国，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原则，因为它们可以被我们用来做挡箭牌——当美国要我们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

 

在中国官方媒体参加的通气会中，官方向媒体们描述的积极结果也大致如此。详细的中国官方态度笔者并不知道，因为国新办的媒体通气会面向的是央视、新华社、中新社等中央媒体，作为南方周末攥稿人来的笔者难以参加。这种情况，似乎跟南方媒体集团部分媒体报道在过往气候谈判中曾违反中国官方口径有关。

 

是瓶颈？

 

20-22日的正式大会是冗长而无趣的，各个国家首脑轮流发言，从早上开始一直，有时会到晚上11点左右，下面听的其他国家代表往往非常不耐烦，不是在聊天就是在用手机上网。然而，在20日大会会场笔者看到，中国以温家宝为首的国家领导们姿态庄严，未轮到发言之前一直都在认真地看着讲台，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在神情仪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的举手投足，都展示着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气度。那天，温家宝的发言获得了全体国家代表的热烈掌声。

 

其实中国在20年以来于可持续发展领域做出了非常大的进步，退耕还林的巨大成就，新能源开始的世界前沿位置，人口控制的惊人成果，这些都是全世界看着的，西方媒体也进行过不少报道。

 

肯尼亚的记者安卓告诉笔者：“我们那里的人很喜欢你们中国人，你们来这里帮我们修了好多路，还雇了很多当地人，创造了很多就业。”

 

联合国人口规划署的官员告诉笔者：“你们在人口控制上做得很好。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将会有下降的趋势，现在问题主要在非洲的人口爆炸。而人口控制问题因为太敏感也在西方受争议，这次里约峰会竟然避而不谈了。我不知道我们如何在不谈控制人口的基础上有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谈人口控制的边会上，一个来旁听的英国学者也对笔者说：“批评计划生育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他们到过中国，就会了解你们这么做的必要，以及成果和贡献。”

 

然而，在中国联合国协会的人看来，我们跟世界打交道上，做的还不好，好的东西宣扬不出去。

 

里约峰会，中国在NGO会场举行了不少边会，让国内的企业家等来讲自己的经验成果。

 

“实际上有些成果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在很困难的领域，一直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啊。但是他们不会讲，不要说英语结结巴巴，关键是内容上不会挑，总是讲官话、空话、大话。”组织者面对极少的外国听众，非常无奈。之所以使用英文来进行这些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声音传给世界，但是，由于一些文化上的问题，这种传播却有时候如同自娱自乐。

 

不只是中国组织的边会，中国企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类似。里约峰会的尾声里，中石油高层领导与沙祖康一起出席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大量外国记者参加。然而，预定一个半小时的发布会过去了一小时十五分钟，印尼的记者索拉仍然等不到提问的机会，非常忙碌的她只好决定离开。“他们的人没完没了地说，完全不顾下面记者赶时间想提问的心情，到了后半场人就走了大半。这哪里是新闻发布，都变成一个边会了。”索拉说。她最终也没能问到中石油她想问的问题。

 

里约峰会的结果，随着19日文本的敲定，在20日正式大会前就已经可见雏形了。

 

从外交的角度上讲，我们中国在这次峰会是总体成功的。

 

按照公民社会的看法，这次大会除了海洋条约外，大部分是失败的，因为威胁着人类共同存亡的问题，就在国家争取各自利益的勾心头角中被留下了。他们有人甚至说，这次会议该叫“里约-20”。

 

“这次会议披着绿色，实际上是经济上的斗争。”安德烈个人是这么看的，这种会议结果在他和许多人眼里都是必然。

 

而对于我们，不是中国官方，也不是“反华势力”的我们，这次峰会，又应该带来怎样的思索呢？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里约峰会的成功与失败，又该如何从与世界的接触中以他人为镜来思考自己的前行呢？

 

里约+20已经结束了，与哥本哈根乃至欧洲杯足球赛相比，它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仅有的那些关注也将很快被人们淡忘。但是星球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写于里约热内卢

 

初稿完成于6月19日，细节更新于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