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弈

 

关于社会的想象，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愤怒和期待。而表达，却成了一件积压在大多数青年人心中的隐疾。大陆青年对于社会运动的概念是相对模糊的。虽然不乏有志之士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挖掘社会问题，去撬动那根难被撩拨的神经，只是这种传送和接受的过程，总是因为中间环节的庞大和复杂，使得声音缺少了对上的力量。

 

而台湾，却是社会运动亚洲化的一片有机土壤。香港学生走到信义诚品举牌发声，大马青年来到台湾街头反囯光石化，贡寮反核的海洋音乐祭，08年声势浩大的野草莓学生运动……台湾的社会运动图景借力于独特的政治环境与群众意识，正在进行广泛而有创造性的实践。

 

我第一次听到杨子瑄的名字，是因为张铁志写给《The Big Issue》里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了野百合运动二十年后又一场由学生担当主力的野草莓运动。后来慢慢了解到，有一群学生在野草莓运动之后，开始重新摸索社会运动的开展途径，经营起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并激发的新思维的集体空间——直走咖啡馆。当年大二的杨子瑄从东吴大学社会系退学，开始全力投入这场生活革命中来。

 

这种新的革命，区别于传统的组织结构与社会运动方式，并不直接和特定的社会议题做对抗，而是和其他国家的同好联结起来，致力于创造一种“革命后的世界”，她和她的直走团队不仅以类似公社的方式经营起这家不大的店铺，更是将更多青年人的搞怪与创新精神，投入到了传统的街头运动中去。

（庄皓然 摄影）

 

当时为什么会在结束野草莓学运之后，退学经营起咖啡馆？

杨：本来是想做台湾的社会运动与社会大众的阶梯，不是单纯地用咖啡馆这样一个概念。关于直走形式的讨论，就至少进行了半年。我们提出了一整套的格式与想法，为了在社会运动中表达的一种生活方法和态度，空间只是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假设一年365天一个人有100天都在做运动和斗争，那还有265天，那他都在干嘛，去了哪里。在那些可见的场合，在台湾运动过程中，最主要是由一些NGO和学校在主导。人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中才会进行社会问题的讨论与探索。「直走」要传递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交流。我们的凳子是可以自由滑动的，一桌客人在聊天的时候，你要是觉得感兴趣，随时都可以把凳子划过去参与讨论。我们想要打破一个个的格局，有意识地去塑造一个社会运动背后的交流空间。

 

 

那你们在经营直走的过程中，要如何把这种概念传递给更多的人，而避免圈子内部消化的局限呢？

杨：在开店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和人交流，当然这里的人不限于运动圈子的人。慢慢有人开始知道我们在干嘛。而我们也在谈论的过程中，慢慢找到直走经营的方向。我们会关注在“运动究竟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会想要参与运动“，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从一个比较个人的状态去开启。我们去思考同龄人的差异，只要找到了这个切入口，就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很多问题涌出来，可是光认识到问题是不够的，你一定要被打到那一下，才有可能真正从无所作为中觉醒过来。对我来说，打到那一下是摇滚乐。

 

 

通过办咖啡馆参与的运动和高中参与的社会运动，这之间有什么差别的地方吗？****

杨：直走在尝试的是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方式，在以前各路人马奋斗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东西。通过直走，我们认识了更多站在圈子外围的人。我觉得我们在实践的是一种比较贴近生活日常的运动形式，用我们习惯的方式去处理一些社会上的坚硬的大的议题。比如我们每周都会有读书会、电影交流会，当然选择的题材都是很奇怪的，比如一些英国90年代行动者的故事或者rave party，这种大型的狂欢的东西里面往往也会有社会意识的渗透。

 

 

是不是如果给音乐节一个独特的社会主题，也许能达到一种和传统运动有别的效果？

杨：传统运动其实已经慢慢有文化的元素加入进去。这并不是说台湾早期的运动是没有文化的。应该说之前学运的那挂人，他们发展出来了后面运动的一些雏形，塑造出了一种做事的方式。但其实同时还有另外一挂人，来自于另外的圈子，他们就会去做噪音摇滚、电影纪录之类的。这其实是运动的两个划分。彼此都互相认识，可是各玩各的。而我们在这个年代想要去摸索的，就是如何把这两路人马聚拢起来，并且避免那种大的坚硬的社会抗争，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利争夺。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实现抗争？

杨：这是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有一个大的看的到的政府在那里，独裁的专制的，比如两蒋时代，那打倒它推翻它就好了。可事实上，虽然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自己的总统，虽然我们变得民主了，可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尽管没有最大的标的物，可是问题仍然是存在。台湾现在已经不会因为你讲什么话就被抓去关起来，或者莫名其妙消失不见，可是我们发出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微弱了。

 

所以现在问题就不再是针对一个靶子去进行的斗争，反而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想清楚，我们是为什么要设立那个靶子，我们究竟要做什么，以及设那个靶子，是要用弓箭还是用枪去打到它。

 

因为力量的结构已经松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去了，我们也很难再去简单地对一个目标向前冲，因此我们就更想从一个生活层面上的运动去开展。

 

我们的团队结构上是松散的，里面仍然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但是要怎么去操作它，却很多样化。针对一个议题，团队里拿出五六个提案，那这些提案就由不同的人去完善带领，然后串联成这一年我们的反核计划。

 

 

那你们会怎么处理在抗争过程中，抗争性和娱乐、诗意、理想化的关系？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吸引人能够参与下一次的活动。台湾多数人的状态，都是处于边缘的观望。这一方面原因是运动的门槛过高，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他们出现的场合不是大多数人出现的场合，你需要去不断蹲点，行动和表达意识才能完成更多的认可。所以这就决定了传统运动和社会大众还是有距离存在的。

 

直走平时会和一些环保团体进行合作。他们是走在第一线的，很深地去直接用行动对抗社会的问题。可是其实这些模式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要的，类似于静坐示威。

 

以前大家都想要去改变社会，可是最近开始有一批人，加上日本的朋友，各国奇怪的青年中年联合起来，决定先去创造一个“革命后的世界”，我们先以一种示范性的方式去做出来，而且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别人难道不跟来了。当然这种方式一定是愉悦的，身体性的，生活性的，各种方面的文化艺术都会碰撞在一起。

 

我们的运动确实会在一些方面被别人质疑过分的娱乐化。可是说真的，想玩的话不必来运动圈子里玩。如果你每天都想着要改变世界，可是又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底谁愿意相信并且一起投入到抗争中啊。我们所要建立起来的社群不仅仅是运动圈子里的人，更多的是来自于更多有共同理念的普通人。对我们来说，是要存在这种生活的可能性的。运动的方式完全来自于自我创造，而不要把全部的责任都压到一次静坐示威和街头游行上。****

 

 

那在这样一个迈入的过程中，如何使得你们的发声，从生活化的改变进而产生一种社会的影响力呢？

杨： ****如果把政府当成就是坐在隔壁桌子的人，你一定要适时地表达自己的反对，不然他永远不知道。 ****

发声仍然是一个策略的问题，我最终是要把我想做的事情，我想要表达的意见让对方接收到。虽然反抗这件事，姿态就是硬的，但是我们可以去采用一种柔软的方式，这是需要去练就的能耐。可能台湾比起大陆来，声音传递的链条会简单一些，但是它也是需要去探索的，怎么让这个社会真正看到你们的动作。这里面的柔软，其实也是刚才聊到的阶梯与门槛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把太多的面向投射在政府身上，所以这些柔软和坚硬都是相对于群众来说的。最简单地说，一个人进入到我们的空间里，他的想法是被尊重的。

 

「直走」将地下室出租给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外国房客，举办「安吶奇实验室」的论坛、放映和表演活动，或者是建立一个和海洋音乐祭一模一样的官方网站，把反核的标语贴在上面，让很多人误以为海洋音乐祭就是反核议题的；甚至我们直接参与到里面的表演中去，直接走上台扮演环保局副局长来宣讲核能的危害。这些创新和恶搞的手段，是我们去实现自己多元、有趣的社会运动的途径之一。

 

那在「传递它」和「实现它」这两个阶段，直走是怎么去做的？

杨：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做的，和传统运动最大的差别之处。传统运动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行动策划和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可是我们在处理的是一种文化性的东西。它在当下看起来是非常无用的而且难以评估，但是我相信这里面的力量。这是从思想的层面迈入社会议题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仅仅是达到理想世界的一个阶段。

 

 

那你理想社会的终极模型是什么样的呢？

杨：每个人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来说，我觉得我有点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相信大的政府可以管理这个社会，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就不能有一套标准去管理所有人。很多东西是复杂的社会结构造成的结果，无论是偷窃、抢劫还是枪击案都很难用对和错，违法或者犯罪去定义。

 

很多人觉得我们做得太理想化，但是我们也会想，什么是理想化。难道那些传统运动圈子里做的这些很难达成的目标，不是一种理想化吗。而且每当我们产生一些功用的时候，这些团体就会想起来收购我们的作用。这种对于运动的工具性使用，也是想法上的不同。我觉得这种把人异化的过程，难道不是我们要去避免的事情吗？我们在尝试的，就会选择比较平等地去处理我们和其他年轻人的关系。

 

 

 【我的想法】

一次单向的采访到最后，变成了三个人之间的互访。我一直觉得来了台湾受到很大的冲撞，这种冲撞一方面是来自于发现那个建立在“百度百科”上的自我和了解是多么的局限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接触到了更多的鲜活而有生命力的青年，这些人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正在践行着他们的生活理念。

 

这是社会给我的那一击，从自我的圈子中跳出来，从简单的生存追求中拔出，而去关注更广阔的世界。对于青年和社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想象，每一种想象都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从一开始个人对未来的焦虑转变到对社会与结构上的怀疑与突破中来；这个过程也可能让一个人变得热血沸腾，开始寄希望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成就与权利中来。

 

换言之，青年人一旦意识到自己可以成就的担当时，这种意识就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鞭策，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是我在经历的，但也是我所警惕的。任何一种运动，如果脱离了历史与社会的土壤，而进入到自我成就和夺权的快感中，那么对于生活本身的感知就会被削弱。我觉得子瑄需要被肯定的一个特别大的方面，就在于这里。她选择了一种创造性的，独特的，不为成就所异化的斗争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直接和政府做碰碰撞，而是用一种更巧妙的方式，团结了一批有理想的青年转而投入到一种生活的实践中来。这里面确实有很多问题，你可以说它过分理想化、诗意、停留在表面，但是凡是你举得出来的问题，正如子瑄说的“你举出一个问题来，我可以举出一百个，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里面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但是我们在进步。”

 

对，斗争是要结果的，但这个结果，不是一个表面政策的喊停，不是一个名义上的道歉与妥协，而是深层的来自于思想上的一个变革，是更多人的觉醒与参与。这个结果不是为了逃离致命的平庸，不是为了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日常空间无法承载的能量，而是一条可以自我实现并且实现他人的持续途径。

 

我很庆幸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踏上自我理想的追寻道路，而我也在这样的启蒙中，开始慢慢探索自己的能量，通过交流，通过探访，去寻求这个社会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