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董弈
受访人：朱克朋
文字整理：董弈
照片提供：货圆甲咖啡

这次去台中，拜访了一家公平贸易咖啡店。店主朱克明先生从事咖啡有关的材料器械已经十五年了。作为第一批的市场进入者，台湾的绝大部分咖啡机具，是从他手上卖出去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台湾十步一个咖啡馆的风气，让咖啡真正进入到日常生活中去。

然而在接触咖啡生意以前，朱先生原本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歌手和餐馆经营者。然而经过几次挫折之后甚至负债几百万的低潮之后，他遇上了自己人生中的贵人，并随他共赴意大利学习咖啡技巧。回到台湾后，朱先生便成为意大利咖啡商在台咖啡总代理，开始真正涉足台湾当时还一片空白的咖啡行业。

几年前的苏门答腊之旅，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原本是国际财团组织的旅游，成了他一个人的咖啡园探险之旅。他避开所有人，独自前往庄园和当地人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才发现，原来高价的咖啡交易背后，隐藏的是庞大的机制黑洞。巨额利润都被国际财团牢牢抓在手里，而大部分的咖啡农却只能在自己的咖啡庄园里辛苦劳动，维持人均每日1美元的消费水准。这次的交流，使他下定决心开始回国做起了公平贸易咖啡生意，并创立了个人的公平贸易咖啡品牌：货圆甲。在后来的时间里，他定期走访非洲，在马拉威等国家兴建学校，提供当地寡妇村妇女工作，并且帮助更多的咖啡农获得了合理的利润。

（附：公平贸易是一个以交流对谈、透明化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贸易关系。它企图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为偏远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者提供合理的报酬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问：你是当时台湾咖啡市场的成功开拓者，那是如何从咖啡器械代理转而从事公平贸易咖啡豆的贩售的呢？
朱：十五年前当时从事咖啡行业的人非常非常少。星巴克还没有进入台湾，便利商店里也都没有咖啡。我们进入这个领域非常早，也做得很成功。后来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我们才开始考虑转作原料，因为原料是每天都在消耗，不断需要补充的。直到开始做原料之后，才发现原来原料背后有这么多问题。不是做原料，就可以扮演一个很称职的商人。因为商人的背后，还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存在于自己内心的道德的架构底下，去决定是否要从事这样的生意。我原来做原料做得很顺利，也赚了非常多的钱。然而赚到钱以后，就会思考下一个阶段的任务，自己是要继续当一个这样的商人，还是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从事更加踏实并且有社会价值的生意。苏门答腊那一站，是影响我转变的关键。在那里，我看到了光鲜亮丽商人背后，有着非常多不为人知的压榨农民和利益冲突事件，这些事件受伤的对象，往往是弱势的咖啡农。

这次旅行促使我思考，如果在未来，我仍然从事咖啡行业，十年，二十年，除了钱我还有什么。我希望我未来的生活中，还可以有更多值得回味，让别人可以赞美你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开始和农民一起做公平贸易。

问：能不能谈谈你对公平贸易的理解和你在从事的公平贸易事业？
朱：公平贸易就是要让制造者得到合理的报酬，而不是一个商品的市价这么高，而真正回到生产者这一环的利益却是微乎其微的。这样的一个秩序，虽然符合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个食物链，可是未免也落差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 不反对中间有一定的贸易商，代理商，通路商，只不过应该给以生产者一个人权的标准。所谓人权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付出这些劳动，那些农民可以饱食，接受教育，生病之后能够治疗。就好像我们保护劳工，要给她最低保障工资，劳健保一样。我们就是去输出一个文明社会应该要有的人权保障。而这个保障回到公平贸易咖啡的议题上就是，农民既然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从事咖啡豆的种植，我们就要提供给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

问：那您是如何从非洲建立您的这条咖啡供应链，并把这个理念在台湾推广出去的呢？目前它在台湾的市场如何？
朱：在我们协助农民取得一些好的品质的咖啡豆之后，就要帮助他们把这些咖啡豆出口。除了直接在自己开设的咖啡馆贩售，举办一些讲座进行推广之外，也寻找了一些大型企业用户来消耗这些公平贸易咖啡豆。这一块的市场目前还蛮大的。台湾的公平贸易咖啡推广已经有一定水平。在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消费水平。

在非洲我们主要做三块内容，第一，就是帮助当地农民收获更好的咖啡，我们会教导他们一些专业生产筛选咖啡的方法，这样做的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在收购后筛选的损失，达到一个平衡。第二，在咖啡生产的过程中，又会涉及到很多纯手工的工作，我们把这样的工作机会更多地提供给寡妇村的妇女。第三，我们直接资助当地的小学，帮助非洲一些落后国家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

 
问：您在非洲从事公平贸易咖啡生意时，会碰到很多困境吗，比如和国际财团的竞争？
朱：非常多非常多。尤其在国外，人生地不熟，常常被警察刁难。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糟糕，有很多的中国人去非洲当背包客和冒险家，他们一路从奥地利跑到乌干达，又从乌干达到马拉威淘金。有一些中国人英文比较差一点，所以在碰到和海关没有办法沟通时，就会习惯拿一些钱去解决问题。导致有一些黑人遇到黄皮肤的，就觉得有利可图。所以我们入境后，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在马拉威的时候，因为总统贪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穷。前段时间这位总统死了，新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掌握在手里，出口就更加困难了。

我们和财团之间，又要打一场追逐战。他的线民很快就会把陌生人在咖啡庄园的踪迹汇报上去，而财团就会马上报警，有人闯入他们的农庄偷窃他们的咖啡。当然我们就是被抓的。抓了之后只能想办法赶紧联系一些资源，请chief带队来证明我们。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好比我在短片里开的车，就是跟挪威政府借的医疗队的车。前年的七月份有11个台湾人在非洲被杀，报纸上写着观光客遇害，但事实上我们清楚，就是踏到了不该踏的地盘。我们只能通过这种避人耳目的手法，去和酋长商谈去和帮助当地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继续我们的咖啡豆生意。

问：那您在做公平贸易的时候，是以个人名义，还是和FLO（注：世界公平贸易认证组织）进行合作？
朱：我现在是个人在做。之所以我暂时不打算接触这些国际组织，主要是因为我在马拉威探访过程中所发现的“公平底下的不公平”。这些公司在欧洲本身就是做公平贸易的，然而在当地农民听来却是这么不公平。所以我也在好奇有没有组织以外的财团介入到这些组织内部去，影响其中的公平性。如果要简单轻松一点，我们确实可以直接和这些组织进行合作，从它们那里取得大量的所谓的公平贸易商品，再到市场上进行贩售。可是问题来了，这和我之前的做法有何不同，还是一样和外国贸易商进行合作。

咖啡这个世界里，一直都是白人的天下，很少有华人真正去关注这个产业。所以我就思考，既然我已经从事咖啡这么多年，我如果仍然在这个领域前进，就应该对这个现象有所作为。就是这个信念，我们决定自己做，自己亲眼看见，双手帮农民一起鉴定采收咖啡，双脚走到的地方确实看到这些不平等的现象能够在我们手下有所改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慢慢做，一站一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走过来。我们在非洲国家有一个将近十五年的长期计划。如果这件事可以推动起来，也可以像抛砖引玉，可以有更多企业像我们一样进入非洲，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我认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问：那您会积极和台湾或者国际上的基金会进行合作吗，建立一种良性互助的模式，您作为一个公平贸易一线服务的提供者，去募集更多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作为。
朱：当然希望力量越大越好。我们也和世界展望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他们本身已经承担了很大的工作量，包括艾滋病、痢疾在非洲的防治。所以只要我们的力量许可，主要还是靠自己来完成。

问：那您在这十五年里的具体计划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谈谈您目前是怎么在实现它的。
朱：第一件事，当然我们自己必须深入非洲。我们不可能光用口号去参与农民的生活。所以每年最忙的时间，也就是下半年度，五六月开始一直到年底，我们就开始不断地前往非洲农村，去关怀当地的咖啡农，问他们在今年的耕种活动，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例如这两年，我们都在马拉威提供了很多农耕机具，曾经他们要用手一颗颗剥玉米，那我们就带一些可以自动剥玉米的工具过去，农民看了特别开心。一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给他们带去很多帮助，不仅节省了时间，更扩大了产量。不管是自己食用，还是作为商品贩售，他们都有直接受惠的机会。

在咖啡的部分，我们也直接提供脱皮去壳筛选的设备，帮助农民能够做出更高品质的咖啡。这是我们目前在非洲做的事情，以后在每一个走到的非洲国家都是一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关怀农民在生活上的困境。虽然以我的财力现在还没办法像Dean那样，在很多国家成立小额信贷，但我们同样在相同的方向上努力着。

【采访后记】
采访的结束，我问朱先生，你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伟大的事吗？他笑着摇头，告诉我“做这件事，只是让我觉得很开心，我找回了做咖啡生意时的踏实感。去非洲帮助那些弱势的农民，让我觉得自己更有power，更年轻，更有使命感，也更有责任。”

这种理念，也传递给了所有在他身边做事的工作人员。从我刚踏入货圆甲的大门这一刻起，就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小小空间里的温情和友善。这是一个公平贸易咖啡商可以做的，踏入非洲这片土地，帮助更多的人。除了他还有更多的公平贸易者，在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和偏远山区的弱势群体争取他们应有的报酬。诸如Motherhouse, people tree，是这些人，这些举动，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除了自由贸易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外，还有另一种价值的实现。而这种价值，就存在于人们内心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也是我们对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崭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