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芊林

 

从台湾回到北京，有一次在人大校园偶遇一个从辅仁大学来交换的台湾学生，因为与“台湾”这个词的共同联系，我们一起吃饭，并成为不错的朋友。席间不免会问，“在大陆还适应吗？”正如我在台湾被无数次问道，“在台湾还适应吗？”他答说，“挺好的，大陆比我想象得好多了，也比08年奥运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好多了。”我不置可否。吃完饭跟他在校园闲逛，我突然指着一个垃圾筒问他：“我们这边都没有分类垃圾回收，这个你能适应吗？”他愣了下，随即大笑，“当然适应啦！没有不是更好么？没有谁会真的愿意丢个垃圾都那么麻烦吧！”

 

这段对话成了那天最深刻的回忆。我想起去年9月到达台北的第一天，在马路上找垃圾筒找了半天没找着，最后揣着一袋垃圾回学校扔，在宿舍楼的垃圾回收处对着大大小小五六个分类垃圾箱目瞪口呆——我真的不知道这袋垃圾要扔在哪个箱子里。后来我被告知，在台湾大街上很少垃圾筒的原因是不让大家有机会制造垃圾。但四个月里，因为某种原因，一直没有人教我们该如何分类垃圾，最后连“宝特瓶”都没弄清楚是什么——我住的那层楼基本上都是交换生，成为垃圾回收处最脏的一层。

 

台湾的环保运动是在被誉为社运“黄金十年”的80年代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广泛的运动之一。后人回顾台湾的二十年民主化进程，总会提起当年的环保抗争。在2011年6月5日联合国订定的世界环境日，筹备十多年的“环境教育法”终于出台，台湾成为继美、日、韩和巴西后少数将环境教育立法的地区。而且，我亲眼见证过，台湾的城市并不繁华却十分整洁干净，让人心情舒畅。

所以我一直认为环保的观念在台湾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听一些台湾朋友的描述，垃圾分类回收已经成为每一个台湾人不可分割的生活习惯。也因此，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面对大陆的垃圾箱一定会目瞪口呆——和我当时的反应一样，不知道应该把手上这袋垃圾放到哪里才好。可是这些并没有发生，他居然很乐意我们只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个垃圾筒，甚至不久后他应该也会和我一样——不细看就随手扔进一个垃圾筒。

可是，这样的做法，跟台湾社会的文明、秩序、高素质、人性化给我的印象多么不相衬！从此关于台湾和台湾人的记忆就不再是我主观验证得那样完美无缺，而是有了好多小污点。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心酸和难过。我不禁想到，文明到底是脆弱的，一个大环境去改变一个人的文明是如此轻而易举。

 

我无意责怪台湾人，无意责怪这个大环境。毕竟，文明意味着你要做的比别人更多，意味着你要更“麻烦”地生活。社会的复杂度和人性的弱点决定了良好的风气要在一个社会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而要把一种观念短时间内植入人心就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可是这样无异于洗脑和高压手段。如果要让尊重和文明在一个社会慢慢普及，这不是一两代人能看到的。

 

回到北京的这一个月，我仍然保持着在台湾的生活习惯，搭扶梯靠右、任何等候都要排队、尽量对每个公车司机说谢谢、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弱势群体，但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不久之前，我还告诉自己，回来以后要让身边的朋友也养成这样的习惯，可是，你又不敢去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是的，在这里，尊重和秩序是异端，不是常识。所以，他放弃他的礼貌和自持也不失为一种入乡随俗。

 

到今天，人类社会还是像福楼拜所向往的“庸俗至极、混乱不堪”，当然，他生活的19世纪中叶的法国是伪善和假道学充斥的天堂，不是今天人们所倡导的秩序和向善的社会。其实，文明与不文明，如果我们把它想成现实生活的双重性，正如理智和疯狂一样，那些肮脏和混乱就可以被原谅。可是，环保主义者以及那些在为其他权利抗争的人们，也许正因为懂得文明的脆弱，懂得人性的丑恶，才勇于成为“插在轮轴里的棍子，最终使这该死的机器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