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拥有这次去南极的机会是难得的，无数朋友问我有没有抱企鹅什么的，没有。我们不允许靠近南极大地上任何生物五米以内，除非它跑过来找你。但即使企鹅跑过来找你，你也不能碰他，只能他碰你。所以这是没有任何可能你会像抱自己家小狗小猫一样抱企鹅的。如果海豹跑过来靠近你—这是有点可怕的。身材矮小的朋友们，要是海豹比你身形巨大，他大抵认为自己能打赢你并吃了你，而且，被海豹咬上一口不是说着玩的，尽管去的船上有医生，但伤口内的细菌、烂化，情况很严重的话，回岸上医院治疗也得直升飞机来接，到时没了手没了腿，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雪的人。一想到北京和巴黎的冬天要踏着冰去上学我就心生厌倦，本来可以多睡一会儿，就因为在冰上寸步难行，与身体平衡斗智斗勇，就得多花两倍时间在路上。这下可好，我们还要爬上雪山。我开始纳闷我为什么自讨苦吃跑来南极折腾这一趟，但眼见其他人都兴致勃勃、跃跃欲试的模样，我不得不打起精神拿出斗志和他们一起征服雪山。

 

穿过山下的企鹅群，大风迎面扑来。这个山路有多陡峭呢？我想倾斜度50°应该有吧！我们踩着前面人留下的脚印向前前进，可是冰滑、脚印浅，我交叉步走得尤其艰辛，前面的女生偶尔扶我两下拉我一把，再加上同伴帮我拿走本子和相机，我才得以全心专注在行走上。我并不是从小缺乏山路户外的训练，小时候在香港去大屿山爬山，到高中去安徽大别山支教采访家庭走山路，我一直硬着头皮顶着上。那归根结底什么原因我如此迟钝呢？怕摔呗。我手脚不协调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不相信自己迈出的脚步，突破不了心理的关口，道理挂在嘴上我总是明白，但改善不佳，恐惧却总是如影随形。

 

好不容易大汗淋漓上了山坡，领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信封和卡片，要我们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我瘫坐在坡上看漫天飞雪，圆珠笔冰得写不出墨水。我不断地向笔头呼气，终于勉强凑成了一些感想。领队说，这将在半年后南极邮政局寄出，看信中给自己的承诺，是否在当时能够实现。我捏着手指一数，九月份我应该在北京了。忽然之间，我笔一停，发现自己憋不出地址，死活想不出门号。

 

也许你会说，那寄家里呗。可笑的是，家里地址我也背不出来，别说背不出来，我就是家里的钥匙也没有一把。

 

你一直住在一个地方吗？我一直搬家，基本2年一搬，在香港搬过5次，在上海搬了4次，从去年7月到伦敦后，也搬了2次后才连滚带爬上了列车抱着大箱小包来到巴黎，一开始的左岸生活也在三个月后搬移到了较乱的右岸。这种迁徙的状态让我四海为家，我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于是我只能说出我现在的地址和上一个地址，脑海也突然短路了我在北京的历史。风瑟瑟的山顶上，我落入了仅5秒钟的凄凉，不知道家在何方。

 

我在山上陷进沉思，妈妈常问我为什么那么爱游荡，一个人一句话也不说背上背包就往不同的国度奔跑。也许我在寻找自己。从小到大，我不全中不全西，就像吃饭的口味，今天意大利餐、明天泰餐、后天韩餐、第四天法餐、第五天印餐、第六天日餐，最后一天才轮一顿中餐。下周继续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墨西哥、秘鲁、越南、伊朗……乐此不彼，更迭不断。

 

我想起陈冠中先生在《我们这一代香港人》里写道，正因为我们是无根的一代，于是我们才呼唤自己为“世界的儿女”，而这一名词背后，是否又是无尽的苍白？

 

前些日子碰到一些高中同学，张口闭口都是identical crisis. 比我复杂的多的身世大有的是，做自我介绍得花上好些时间，然后郁闷地对我表示，我们这样的世界背景的人其实从全世界人口分布来看，很少。我笑笑说，与其想你什么都不是，还不如想你什么都有一些。正如在法国和我房东出去吃饭，她看着我吃沙拉不切菜、用面包蘸盘上沙拉剩下的橄榄油时目瞪口呆地表示，你这举动不是亚洲人，不是其他欧洲人，你是法国人。我说有没有那么夸张，全世界不都这样吃的吗？她说，不不不，这是法国人的吃法，你那么爱我们的菜，那么懂我们的酒和芝士，你再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就看不出你不在法国出生长大。

 

过去我也许会为自身的定位再度落入沉思，但此刻的我，可以仰着头笑着对陈先生说，不是的，我们就是属于世界的，用国度边界去衡量才太过的狭隘。记得三、四年前报考北大中文系，因为我想找寻自己文化的根，但后来，我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根。原来本无根，自己就在这里，哪儿都不用去，把身子沉下，就能感觉到脚根的重量。

 

于是我们下山的时候，心情尤其轻松，在来时的斜坡上，和大伙一起顺次序地要不趴着呈大雁状、要不躺着向天躺着双手张开、滑下。在一次一次的吸气和呼气中，我渐渐感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再也分不开谁谁。

 

by 高梓清

2011-05-16